显而易见，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人，我们都可以从“语文学”中学到很多的东西。为了正确理解一个文本，解决一个学术问题，我们必须像傅斯年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下最大的功夫去收集、编排、比较和它相关的所有其它文本，替它重构出一个可靠的语言的和历史的语境，从而给它一个逻辑的、合理的解释。望文生义、断章取义，抑或过度诠释，都与做学问的宗旨背道而驰。

在今日这个世界，获取文本、信息并不难，但要自觉自愿地跳出“诠释循环”却很难。人们习惯于根据自己的“背景书”来阅读他人的文本，收集有关他人的信息常常是为了证实他们头脑中早已先入为主的有关他人的观念的正确性。对与他们既定的观念不相符合的信息，他们可以像马可波罗当年对中国的筷子一样熟视无睹。要打破这种“诠释循环”，既需要道德勇气，但更需要“语文学”方法。

中国的学术背离傅斯年先生积极提倡，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先生身体力行的“语文学”传统已非一朝一夕之事，尽管上述诸位先生今日复为学界响当当的大师级人物，但他们当年奉行的“语文学”传统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今天对他们顶礼膜拜的后生学者们的理解、欣赏和继承。这些偶像人物的学术和人生之所以成为传奇，只不过是因为它们正好与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宏大叙事”合拍，变成了后者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中国学术和国际学术之“接轨”之所以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恐怕并不见得是我们不够“后现代”，缺少理论或“范式”，而是我们许多的学术著作离最基本的“语文学”标准都相差甚远。时常听人抱怨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不重视我们中国人的著作，殊不知，不但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情况并非如此，而且即使今天西方人依然挺重视日本学者的著作。我看问题的关键或在于我们的著作是不是水分太多？我们在解读古典文本时是不是有点太着眼于当下了？我敢说“语文学”基本素养的缺乏是我们这一代学人最要命的缺陷。

——沈卫荣：《我们能从语文学学些什么？》，《文景》总53期，200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