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夏年，是以传世文献记载夏年为主要标准，还是以考古学提供当时的实物为主要标准，这是一个值得学界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由于有关夏年的传世文献多为战国以后（含战国）的材料，且所记夏年长短不一，最多可相差数十年，而学者根据文献记载的西周纪年和商纪年上推夏年的意见差别更大[1]，且都没有绝对正确的把握，所以仅凭传世文献记载难以落实夏年。对于学界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去俯就由后人追记的传世文献记载的夏年，有学者用量体裁衣的比喻批评这种本末倒置的研究方法[2]。

    近年有学者在谈到夏文化的年代上限时，直言参照二里头文化一期的碳-14测定年代，测出多少年，就是多少年[3]。这种以考古学文化遗存为标准，结合文献记载和物理测年技术估计夏年的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学界以文献记载夏年为标准度量相关的考古学文化年代跨度的思路。

——李维明：《二里头文化与夏年估计》，《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