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只有城市才是文明时代到来的唯一标志。

学术界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把城市与金属器、文字、礼仪性建筑等相提并论，作为探索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几个主要线索。我们认为，这些要素并不是属于同一层次的或者说并不是等重的概念。城市以外的其它几项都是具象的、可视的存在，是较为单纯的遗迹遗物或痕迹；而判定初期城市之存否，却必须经比较分析，究其内涵，才能得出答案来。因为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综合体，一种较高级的聚落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与国家、文明等一样，均属抽象化的概念；但与二者相比，它又具有具象性的特点，因为它的面貌可以通过具体的考古学现象表现出来。因此在我们通过具体考古学现象来探索国家、文明起源时，它就必然地成为我们达到这一目的的中介和桥梁。即文明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组织是国家，而与国家相应的、作为国家的物化形式的聚落形态则是城市。鉴此，似乎可以认为，城市是国家出现、文明时代到来的唯一的标志。而金属器、文字、礼仪性建筑等具体的现象，都应是作为论证城市产生的考古学依据，它们总体构成城市的内涵。由对具象的考古学材料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论证当时的聚落形态是否已属城市的范畴，从对城市的确认进而推导出国家的产生和文明时代的到来。

文明诸要素的出现时间各不相同，或可上溯至文明时代之前的原始时代，或至较晚阶段才迟迟现世，有些要素则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而文明诸要素的堆砌也不等于文明社会的形成。对于这些问题学界已多有论述。“文明要素，可以先后出现在各个地区的不同的文化中，但是，一个文明社会的产生却必须是诸文明要素出现在一个文化里。更具体点说，就是诸文明要素出现在一个地点一个遗址里面，这是最清楚不过的文明社会的产生”（徐苹芳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中的发言,《考古》1989年12期）。而这个集中了文明诸要素的、文明社会得以从中产生的遗址，就是城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城市的出现与国家和文明社会的出现是同步的。只有初期城市作为唯一能够盛载国家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的高级聚落形态，才以其自身的出现昭示着文明时代的来临。

       （参见：许宏《关于城市起源问题的几点思考》，《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