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原周边地区仰韶和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中，最先走向衰亡的，先后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这三支考古学文化所处地理环境不同，赖以生存的农业类型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基本内涵也不同，但有一点是基本相同的，即宗教在其社会生活中都占有着极为突出的地位。从红山文化所谓的“女神庙”、大型祭坛、积石冢群，到良渚文化大型礼仪性台基址、人工“坟山”、葬玉大墓，到石家河遗址数以千计、万计的陶塑动物、人像和红陶杯等，大量宗教遗存的存在，构成了这几支考古学文化最富特色的文化内涵。其宗教信仰似乎带有浓厚的原始巫术的色彩；而近乎泛滥的、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的宗教遗迹和遗物，并不能代表文明发展的高度。有学者在讨论良渚文化的衰落原因时指出，“峰值期的良渚社会是一个宗教色彩极其浓重的社会，整个社会生活的运作被笼罩在厚重而偏激的宗教气氛里，为此，社会投入了大量非生产性劳动，而这些付出对社会的长期发展显然不会有任何正面效应。”[i]其实，这一分析也同样适用于红山文化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社会。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决定了这些文化从诞生之初，就具有脆弱性和短命的一面。正如上引对良渚文化的分析那样，这些文化的衰亡原因，主要是取决于其内部的社会机制，这种机制的存在也决定了它们对来自外部的冲击难以作出有效的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史前文化或初期文明的衰亡，与其说是因其历史进程被阻断而“夭折”，不如说它们是在严酷的社会竞争或人与自然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其衰亡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必然。

将这类考古学文化与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乃至三代文明作一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些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们共同体之间在社会政治结构上的重大差异。例如，与良渚文化大墓中宗教遗物数量多、比例大、地位突出的现象不同，中原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大墓，直至商周时期贵族墓葬的随葬制度更多地表现的是世俗权力的集中和财富的占有，而较少带有神权色彩[ii]。从重世俗功利的祖先崇拜观念及其所强调的宗法等级秩序出发，中原文明逐渐形成了以宫庙和礼器为物化形式的礼乐制度。祖先崇拜及由其衍生出的礼乐制度，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特征，并对后世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iii]。这一思想信仰和礼乐制度，真正继承自良渚文化等宗教发达的考古学文化的，似乎只限于礼器中的个别器种，而二者根本的宗教思想体系则大相径庭。总之，这些先行文化的兴衰，势必给三代文明以许多有益的启示。中原王朝文明从中所汲取到的养分，除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诸多要素外，还应当包括关涉一个文化共同体兴衰存亡的政治宗教结构上的借鉴。中原王朝文明对它们的文化因素进行扬弃，才使自身的文明得以延续和光大。

如前所述，在中原周边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中，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不同的是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这一文化系统在文化和社会发展上与中原文化并驾齐驱，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中原同期文化的发展水平。即使在中原地区文化发展进入低谷的若干阶段，它也几乎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它与中原系统的文化在地域上相毗邻，且一直进行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因而在考古学文化面貌及其所反映的人们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也与前者近同。自仰韶文化晚期阶段以来，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的许多文化因素为中原系统的文化所吸收。有学者曾列举了该区系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方面可能给予中原夏、商文化以影响的诸多因素[iv]，这是其他中原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所无法企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系统的文化最终融入了中原王朝文明之中，其自身也成为中原王朝文明的重要缔造者之一。问题是，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到创建中原王朝文明的过程中来的。至少到今天，我们还无法对此做出圆满的解答。

关于中国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与特点，我们同意中国文明的发生是多元一体的观点[v]，同时，认为应在研究中对文明与国家起源和文明社会形成二者加以区分。依我们的理解，如果说中国文明是多元一体的，那么应当说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要素的起源是多元的，而最早的国家、文明社会的形成则是一体的。具体说来，处于文明化或曰国家化进程中的仰韶与龙山时代，是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作用刺激的时期，或可称为“多元的古国文明”时期；而中国文明社会的正式形成，就现有材料而言，是始于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初步统一的中原王朝国家的，这一阶段或可称为“一体的王朝文明”时期。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这两个大的阶段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断裂”现象，因此，不能认为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与形成是一种直线演进的过程。可以说，中国国家起源过程中众多的古国文明在持续的竞争与交流中的此兴彼衰，最终催生出一个具有强劲实力的王朝文明，这个一体化的广域王权国家系统，经过三代的陶冶洗礼，才铸就了秦汉帝国的辉煌。这应是中国国家产生及早期发展的基本脉络。

    这种非直线演进的过程，较为普遍地存在于中原周边地区，这也是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历史实际两方面来究明的问题。如上所述，作为王朝文明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兴起于中原地区的同时，中原周边地区还存在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岳石文化、湖熟文化、马桥文化、石家河文化（晚期）等考古学文化。这些文化所在区域在仰韶和龙山时代都曾孕育过高度发展的考古学文化，已如前述，学术界一般认为属酋邦甚至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然而这些高度发展的文化或初期文明与其后续文化之间却缺少密切的承继关系，后者与前者相比甚至显现出文化和社会发展上的停滞、低落甚至倒退的迹象。这些后续文化的社会发展水平如何，它们是否已形成国家。如果说它们光灿一时的先行文化已进入国家阶段，而它们是否又回到了所谓“复杂酋邦”甚至“简单酋邦”的阶段，抑或属于一种积贫积弱的国家形态。这些都是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史学界有学者认为，“先秦时期中国国家进程的主要内容就是自夏朝建立以来的中原王朝国家（它在战国时期有一个分裂时期）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在中原周边地区中没有发生真正独立的国家进程。”“从严格的国家主权的角度看，在春秋末期以前，中国境内始终只存在一个国家，那就是先后由夏、商、周三朝王室统治的以中原为主体的华夏族国家。”[vi]这一见解与考古学界“满天星斗”式的国家起源观显然是不相一致的，我们不能无视它所提出的问题。在中原地区率先出现了原生的初步统一的早期国家并凭借其先进的社会组织制度向四方扩张辐射，与其周边地区发生着密切联系的同时，周边地区的各个文化共同体是否仍在产生着原生国家，抑或它们都是在中原原生国家的影响下产生的次生国家；换言之，中原原生国家的出现及与周边地区发生接触，是促进了后者各自的国家化进程，还是阻断了它们迈向国家的步伐。如此种种，都向我们提出了尖锐而不可回避的问题，关涉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与发展模式，需要我们用更多的田野工作和综合研究来阐明。

                                            （《文物》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