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中的“断裂”

——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

在对世界范围内文明起源问题所进行的比较研究中，张光直先生把文明起源的中国型态概括为“连续性”的型态，指出其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型态[i]。我们认为，在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连续”演进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断裂”。指出这一点对准确把握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至关重要。

研究中国早期国家起源，方法之一是由已知的文明实体往上推，从其成熟的国家社会所表现出的明显的特征中，探究早期国家的某些本质的萌芽及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国学术界上一个世纪的探索，正是走的这样一条路径。中国考古学诞生伊始，殷墟的发现和大规模发掘[ii]就在考古学上确立了殷商文明。如果说在20世纪的上半叶，学术界对于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的认识还仅限于属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的话，那么50年代早于安阳殷墟的商文化二里冈期遗存和郑州商城的发现[iii]，则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随后，以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为契机，早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得以确认[iv]。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宫殿建筑基址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以及大型青铜冶铸作坊遗址等。依据上述考古发现，学术界大体上取得了这样的共识，即：二里头文化属青铜时代文化，已进入文明社会，产生了国家；二里头遗址则应是一处早期王朝的都城遗址[v]。从二里头宫殿建筑、墓葬制度、青铜礼器铸造等文化要素及其所显现出的社会发展上的成熟性，学术界意识到中国文明和国家的形成，在二里头文化之前还应有一个起源甚至早期发展的过程。在最近的20余年里，随着仰韶和龙山时代一系列重要遗存的发现，这一时期的诸考古学文化又成为探索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的重要对象。

约当距今5500~4000年之际，即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东北的内蒙古东部与辽西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等广大的地域进入了一个发生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时期。上述地区出现了若干高度发达、有显著地域特色的考古学文化，许多前所未有的文化现象集中出现。如大型中心聚落及以其为中心形成的一个个大遗址群，城壕、大型夯土台基和殿堂建筑、大型祭坛、大墓等耗工费时的工程，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数量质量上所反映出的巨大差别等等，都十分令人瞩目。其中，中原周边地区各支文化的发展尤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红山文化晚期、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地湾类型、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早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山东龙山文化等。

对仰韶与龙山时代这些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们共同体究竟处于何种社会发展阶段，学术界还颇多争议。如认为属前国家社会阶段、酋邦时代、古国时代、早（初）期国家阶段等等，莫衷一是。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对相关问题的探究，我们不一定要给国家的形成划一绝对的上限，也不必拘泥于具体的概念。正如已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文明与国家的起源是一个过程，上述诸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们共同体应都处于文明化或曰国家化的进程之中[vi]。学术界在这一点上已取得了较为广泛的共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