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葬制上的等列关系在地处晋西南的陶寺文化中表现得更为清晰。在襄汾陶寺墓地已发掘的数百座陶寺文化早期墓葬[1]中，大、中、小墓种类齐全。大型墓仅发现6座，约占1%。这类墓的面积最大达8平方米以上（最近发掘的一座陶寺文化中期大墓的面积逾18平方米[2]），使用朱绘木棺，铺洒朱砂。值得注意的是，其葬具的复杂程度逊于海岱龙山文化所见。随葬品可达一二百件，包括由彩绘（漆）木器、彩绘陶器及玉石器组成的成组家具、炊器、食器、酒器、盛贮器、武器、工具、乐器和装饰品以及牲体等，随葬的礼乐器中又以蟠龙纹陶盘、鼍鼓和特磬最为引人注目。中型墓占总数的10%左右，也使用木棺，随葬品则等而下之。而无葬具和随葬品，或仅有一、二件遗物的小墓则占总数的80%以上。各类墓葬数量上的这种金字塔式的比例关系，应是当时已出现严重分化的等级制社会结构的真实反映。

综上可知，大汶口—海岱龙山文化的棺椁制度，大汶口—海岱龙山文化和陶寺文化以食器、酒器和乐器为主的随葬制度以及良渚文化的葬玉制度等，构成三代礼制中葬制的主源。

二、早期礼器的考察

我们已在上一节着重从遗迹的角度对三代礼制中葬制的渊源进行了探讨，而考古学所见礼器则主要出自墓葬，这里再主要以墓葬的随葬品为中心，对礼器的发生及初期发展作粗浅的分析。

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起，以陶器为主的某些器物就有脱离日用品而被赋予某种特殊用途和特定意义的趋势。在原始宗教活动中使用独特而精美的器物的做法，为后来盛行的礼器制度奠定了基础[3]。如前所述，这类器物可称之为广义的礼器，不少器物的出现可追溯至龙山时代之前，或见于与华夏礼乐文明无直接承继关系，在其问世之前即退出历史舞台的文化共同体。而狭义的礼器则是指与三代礼器群有直接的承袭关系、作为华夏礼乐制度的物化形式的器物。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这一意义上的礼器仅可上溯至龙山时代，限于少数几支考古学文化。

从礼器的渊源与功用上看，它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由日常生活用器衍生而来的器物，在其早期阶段尚未完全脱离实用功能。如陶质酒器、食器、石制工具、武器等。二是非普及的、专用于宗教仪式活动的特殊器类。如乐器和各类玉器，及某些特殊的陶器等。三代礼器群的构成，是以第一类为主体的，以酒器和食器为核心的容器组合是三代礼器群的重要特征，而青铜成为其主要的物质载体；同时，礼器组合中的玉器也是中国早期礼乐文明的一个重要特色。

属于三代前期的二里冈文化的青铜器已有了长足的发展，青铜容器的种类达到10种以上。从已发掘的墓葬材料知，二里冈文化偏早阶段的青铜礼器组合有爵、斝、盉、觚、鼎等，而以爵的使用频率最高[4]。二里冈文化青铜器的生产与使用又是全盘继承了二里头文化的青铜文化传统。在二里头文化的中心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迄今所知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最早的铸铜作坊遗址。二里头遗址所出青铜礼器的种类与二里冈文化大致相同，包括爵、盉、斝、觚（？）、鼎，也以作为酒器的爵为主。因属青铜文化的早期阶段，在墓葬中常以陶盉、漆觚与铜爵相匹配[5]。上述两个文化中还都发现了与青铜容器共出的武器类礼器——钺。这些已确知的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的材料，是我们探寻礼器渊源的基点。

由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青铜礼器群上推，可知在二里头文化早期即已存在形制与组合都相对固定的陶质酒器，即鬶、爵、盉、觚，到晚期还出现了斝。这些器物成组地出土于墓葬中，在若干规模较大的墓中还与青铜器共出，组成完整的组合。它们一般制作精致，形制与青铜器中的同类器有密切的关联，应属早期礼器，有些可能就是青铜礼器的前身。

二里头文化早期所见陶鬶，往往以白陶制成，至晚期为同属温酒器的盉所取代。因此三代的青铜器中已不见其身影。然而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存，以及新密新砦遗址的新砦期遗存中，分别发现有青铜（或红铜）容器的腹部和流部残片，发掘者推断其为鬶的残片[6]。联系到《西清古鉴》著录的与海岱龙山文化同类陶器酷似的传世铜鬶，有理由相信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文化早期阶段是存在着铜质鬶或鬶类器的。“铜鬶无疑比陶鬶更重要，它不是日常用具，而应是一件礼器”[7]。（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