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发言：二里头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

     (中国文物报社“文博考古开放系列论坛之一：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新进展”，2007年11月26日）

探索研究文明起源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探究诸文明要素的本源，另一种是循由已知推未知的方法，从可以确认的文明实体来上推这类遗存的渊源。但是我觉得现在用的最多的，更为可行的是第二种。首先，谈谈我个人对整个中国文明形成期的大的阶段划分。

我赞同这样的观点，即把中国古代史分成三个大的时代：邦国时代（即龙山时代，可以称为前王朝时期）、王国时代（早期王朝）、帝国时代（秦汉以至明清）。大家注意到我没有用“夏商周”这三个字，因为文献上的夏王朝到现在为止，在考古学上还不能确证，只能说可能有，但还不能确证。

在这一框架下，不管史前时代怎么“满天星斗”，但早期王朝最后是产生于这么个比较狭小的地域内的。所谓青铜时代的开端，我把它放在龙山时代。在古代中国，青铜礼器中国青铜时代的典型代表，现在看来，早于二里头的青铜礼器应该是存在的。

我有一个提法，就是从二里头时代开始出现广域王权国家，在这之前恐怕很难这么说，大体上是这样一个考虑。如果把中华文明整个放在世界文明史，全球文明史的角度上看，我们是不可能跟其他几个文明古国，比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争时间上的早晚的。在我们的仰韶文化时期，那里就已经有了高度的文明。但我们的文明也是一支重要的原生文明。

二里头作为早期国家都城现在已经开始被西方汉学家所接受，他们的研究可能会影响整个世界历史考古学界对中国早期文明的看法。

要说中国文明的特色，大家可能都会谈到礼制，“礼”这套东西，在考古学上显现的是大型礼仪建筑和礼器。我在200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召集的通史陈列改陈座谈会上曾提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存在着“连续中的断裂”，就是说我们不应该用单线演进的模式来看中国文明的形成。前二里头时代是所谓“多元的古国文明”时期；从二里头时代开始，进入了“一体的王朝文明”时期。这两大阶段之间，存在着一个断裂现象。龙山时代各地的文化或者有一个完整的文明化进程，或者由于社会、信仰层面的脆弱性而“夭折”。它们的贡献在于为中原王朝文明的诞生提供了一定的养分。我赞同北大赵辉教授的说法，就是各地的文化对于中原王朝形成的贡献并不是等重的。

随后我顺着这个线索继续做进一步的思考，正好赶上探源工程预研究，有机会对考古学所见礼制遗存进行了梳理，跟上述断裂说相关联，提出了文明形成期两大文化系统（即礼乐文化系统和非礼乐文化系统）的兴替。也就是说如果从考古学上由已知推未知，从西周、殷墟，然后二里冈、二里头这一系统再往上上溯，它的直接的源头是黄河中下游的史前文化。比如说陶寺的有些因素，比如说大汶口和山东龙山文化系统的棺椁制度和礼器制度被吸收了。再往外就感觉到其他史前文化对王朝文明的影响偏淡偏弱。实际上二里头的礼器系统是一种扬弃，在玉器上它接受的就是大型片状有刃玉器，而没有接受良渚系统的琮、璧这套东西，这是一种选择性的吸纳。周边其他文化也对王朝文明有所贡献，但是随着礼乐系统文化的扩展，他们有一个兴替的过程。这个图借用苏秉琦先生《中华文明起源新探》书后面的年表，我们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两大系统的兴替。礼乐文化系统从无到有，先是黄河中下游，然后这些因素被二里头所吸收，经二里冈、殷墟，然后是西周王朝，随着它的文化影响不断扩展，非礼乐文化系统逐渐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实际上到东周时期楚国还是“信巫鬼”、“重淫祀”。应当是这么一个大体的脉络。

    我们还可以再梳理一下它的特征。今天不展开来谈，我们划分出这两个系统是有考古学依据的，是从考古学中梳理出来的。也就是说礼乐文化系统这套东西，一般都有作为宫殿宗庙的大型夯土基址、用礼乐器随葬的棺椁大墓，以酒器、食器等容器构成的礼器群，磬、鼓、钟等乐器群，玉质礼器逐渐饰品化、少见或罕见具象造型，图案抽象化等等物化的特征，这些东西是后来的中原王朝所具有的。跟它相对的是非礼乐文化系统的，包括大型祭祀建筑群、祭坛、积石冢或高台墓地、葬玉大墓等，法器以玉器为主，流行神像、人物、动物等雕塑品，重视觉冲击力，还有就是大宗明器性祭品的集中分布，等等，跟中原这套礼乐文化系统不是一码事。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两大系统之间也有交流的关系，发展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但我们还是能够把它捋出一个粗浅的脉络出来。我们这样看两大系统的差异，实际上它们有个交替的过程。在时间上，非礼乐文化系统偏早，占优势，随着礼乐文化系统从无到有，它就被逼着往外退，然后空间上呢，中原以外的区域非礼乐文化系统比较兴盛。到最后是礼乐这套东西出来了，而非礼乐那套东西被逼退了，是这样的考虑。关于礼乐文化系统，空间上我们是这么看，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一开始龙山时代时在黄河中下游，作为三代文明的直接源头的这么一些礼制要素出来了，然后才有二里头的崛起，再后来一点一点地扩张开来，直至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主流。这是我大致的一些思考。

礼乐文化系统内部的发展也有一个过程。比如陶寺的大墓里有可以称为礼器的东西，但是以量取胜，而且也看不出是重酒还是重食的组合。但是到了二里头，礼器的组合明显就是重酒的，以酒器为主，跟后来的殷墟文化一脉相承。显现贵族身份地位的随葬品并不是以量取胜，而是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比如爵、盉、大型有刃玉器等，这些才是最重要的，这套制度都是到了二里头时期才开始定型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最近有个提法就是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中国是个什么概念可以捋一下，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含义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其原初的意义指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中原地区”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传世的文献中，最早的是成书于周代的《尚书》和《诗经》等，有“中国”的提法；出土文献中最早的就是西周初年的重器何尊上，有“宅兹中国”的字样。这是文献中最早的关于“中国”的记载，它把“中国”的最早地望确指为洛阳盆地及以其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中国”也就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这一带有文化本位色彩的概念，显然与东亚大陆最早的王权国家（或王朝）的形成是同步的。就是说包含“中央”、“中心”、“王都”、“京畿”等含意在内的“中国”的概念，不可能无限制地上溯到大体平等的史前时代，它应当是与最早的王朝，也即“中央王国”同时出现的。如果说二里头文化是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的话，再往前上溯，无论它的直接前身新砦文化或者王湾三期文化，还是陶寺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都还是一种区域性的文化，它们的辐射力还很有限，没有从中原影响到很大的地方。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这么一个提法，就是它们属于“多元的邦国”文明时期，到二里头时期则进入了“一体的王国”文明时期。当然二里头文化最初也不大，甚至没有越出现在的河南省，与其说它是武力扩张，不如说是它形成了以礼乐为核心的“核心价值体系”。《全球文明史》的作者认为，“由于文明带来力量与昌盛，在其他文明受其影响或者有意模仿其成就的时候，文明有向外扩展的倾向”。二里头文化的这种扩展，主要是其他人类集团效仿高度文明的结果。远至越南北部，都出土了二里头型的玉石牙璋，测年可以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那相当于二里头末期或二里冈初期，从形制上看，几乎是不走形、不变样地传过去的。如果概括最早的“中国”的两大特点，那就是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的高度发达，以及前所未有的强势辐射，也就是文化磁场的形成。（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