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龙山时代，现在我们有许多发现，比如城址的大量出现，但是这些城址本身就说明当时的社会处于一种互相敌对、互相对立这样一种的态势，它不是一体化所应有的现象。我是搞城市考古的，感觉如果哪个时代城址林立，那么那个时候恰恰是战乱频仍的时代。龙山时代是这样，春秋战国时代也是这样。所以感觉在龙山时代中，还没有出现像二里头这样能够称为王朝的政治实体。二里头崛起的大致过程是：在嵩山一带及其周围，先是出来了“新砦文化”这么一个变体，它与周围的龙山文化遗存不一样，一开始有浓厚的华东因素；然后经过二里头一期，又渗入了一些华西的因素，但分布范围还是基本上没出嵩山一带；到二里头二期就感觉华西的因素，跟华东的因素，尤其是礼器系统大融合，导致二里头文化开始高度发达，同时大力向外辐射。

    这里我们列出了二里头的几个中国乃至东亚“之最”，可以概括出它的发达高度，好多东西都是前无古人，或者说是史无前例的。比如这里发现了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青铜兵器、最早的双轮车，等等。我们可以说这里是公元前二千纪前半叶中国乃至东亚最大的聚落、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所以我说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后世中国古代王朝的许多制度，都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比如像城市中称得上带有明确规划的布局，像中国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和大型建筑群，都已经接近于正南北方向。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我们看一下新砦，还有陶寺，这是二里头之前最大的龙山城址了，在筑城理念上，可以说它们都是因地制宜、不求方正，与二里头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反差、产生了突变。我们再看看，中国最早的带有明确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殿建筑群，在二里头至少有两组出来了，中国最早的宫城也出来了。二十多年以前发掘的偃师商城是当时所知最早的宫城，现在上溯到了二里头三期，二里头宫城的意义在于在它之前找不到直接的源头，是突发式的，在这之后直接为二里冈文化所继承。再往后，影响了后世的中国古代王朝的制度，直到明清紫禁城都一脉相承。封闭式结构、土木建筑、坐北朝南、中轴对称，这样一些理念，从二里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我们说最早的“中国”，可以上溯到这个时期来。

    然后我们再看看二里头一号宫殿，据邹衡先生的复原，中庭可以容纳1万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是发号施令、祭祀祖先的场所，所谓朝廷礼仪的制度，是不是都是从这儿开始出现的。从宫室建筑上看，似乎已经有了类似“营造法式”那样的规制，整个宫殿的长宽比例、柱础间距、面阔进深等等，都有了一定的规范，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我们看二里头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这里生产的都是贵族用品，属于“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是绝对封闭和排他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在哪个地方都可能有，现在一般的中型龙山城址里边都有发现，使用青铜礼器的地方也可能不止一处，但是当时铸造青铜礼器的地方是绝对排他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它作为王朝都城的性质。中国最早的一批青铜礼器群是从这儿开始出现的，刚才我说的它的渊源很可能上述到龙山时代，但是至少到现在可以确认的青铜礼器群，还是二里头这批。除了比较晚的，可能是属于二里冈系统的鼎之外，都是青铜酒器，而它们的前身是陶酒器，像盉、爵这种器物，很有可能就是二里头的发明，感觉跟龙山的同类器不是一个概念，在礼制上有好多创新。乐器中的磬，龙山时代是打制的，二里头的经过初步的琢磨，再到殷墟的精致的虎纹大磬，都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最早的近战兵器在二里头是第一次出现，而且没有开刃，不是实用器，由于铜是稀缺物质，铜兵器从一开始就作为贵族身份的象征物，大多作为随葬品出在墓葬里，而不是出在其他的地方。

    二里头出土的玉礼器，除了戈之外，其他的都不是最早的，但是玉器在这里被加以整合，性质可能也发生了变化。比如牙璋，早于二里头的，陕北那一带有大量的发现，山东有四处，时代应该较早，其中有两处是在山坡上发现的，很可能跟祭山有关系，应当是祭器。但是在二里头，它在一整套随葬品组合里，是作为礼器来使用和随葬的。所以我们说，二里头的玉器尽管不是很多，要是跟殷墟比，还有点薄弱，但是在玉器发展史上却占有着重要的位置。稍加归纳，可以知道二里头以前是以祭玉为主，从二里头开始就是以礼玉为主了，二里头只是借用了龙山时代的一部分礼器，然后形成了大型有刃玉器的组合，同时又有新的器形发展出来。如果说二里头以前是祭玉为主的“以玉事神”的阶段，那么二里头就是礼玉为主的“以玉崇礼”的阶段，直到二里冈；到了殷墟时期，好象礼玉开始衰落，而以饰玉为主，比如妇好墓，几乎就像是文物收藏家的藏品库似的，已经谈不上什么组合了，而感觉像是奢侈品的堆砌，逐渐地进入了“以玉比德”的时代。二里头了在玉器发展史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想说的是二里头与“中国”世界的雏形。刚才说“中国”在二里头时代已经出现了，决不是说二里头那个时候其政治范围已经达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扩展主要是文化影响这方面。它的礼器的散布范围甚至超过了《禹贡》所记载的“九州”，以及战国七雄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到达的地域。

就其中心区而言，经过这几年洛阳盆地的调查，我们知道在中原腹地，从裴李冈时期的地广人稀，到仰韶时代的大繁荣，到龙山的持续兴盛，开始重新整合，但是就是缺少所谓广大区域内的“中心”、“核心”这样的东西。像二里头这样的超大型聚落，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

    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来看，我们知道它已形成了一种类似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结构。它的礼器的扩散要比日常生活用器更远，思想意识和观念上、文化上的影响要更远。这个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一个小区域一个小区域地捋材料，应当能把二里头文化的扩张过程搞清楚。

    另外像陈星灿 和刘莉先生他们注意到了河流水系交通的重要性，非常关键。早期文明往外扩散，应当不是一个连绵不断的面，恐怕是呈点状线状地分布，以大的河流、大的道路为主干。这跟资源的攫取相关联，是我们探讨文明起源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再宏观一点看，在二里头时代，说二里头一花独放只是相对的，决不是说只有它繁荣，其他地区就一片蛮荒了，还是有一个所谓的中华青铜文化圈。但是其他青铜文化缺少像青铜礼器这样的内涵，在信仰上可能还有一定的差异。他们的相互关系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确认。

最后提出一个问题是：何以“中国”？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原这个地方，它社会和文化上偏于朴拙，偏于务实，反而是作为中华文明的主流一直延续下来了，而不少曾经高度兴盛的早期文化，无论红山、良渚、三星堆等，繁盛一时，但几百年的时间就没有了，为什么？这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它肯定不是仅凭考古学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我们还是持乐观态度，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我们会一步一步地迫近历史的真实。

    曹兵武：刚才你那个图，仰韶还有龙山遗址，仰韶遗址很显然数量跟龙山差不多，但是如果估量一下，测试到这阶段的人口方面，在遗址数量差不多，规模在人口比能够有什么变化？

    许宏：对，人口是最复杂了。在遗址数量上仰韶比龙山还多，但有一个共时性的问题，仰韶时代的时间跨度要比龙山长。另外给人的感觉是，仰韶时代偏于安定，龙山开始动荡，整个区域人群的进出非常频繁，这样导致每个聚落并不是很稳定，在一种动荡的变化的过程中。而后，二里头就孕育于这里。仰韶、龙山时期最大的聚落，就是60万到70万平方米。要说明的是，现在我们提供的区域系统调查的结果仅仅是个参考，仅靠地表踏察，只是靠地表陶片散布情况分析，是有危险的，大遗址不代表一个大聚落。一个区域的聚落形态要调查、钻探与发掘相结合才能搞清楚。

    二里头现存面积就达300万平方米以上。二里头的人口，有学者用不同的算式来算，都集中到2-3万人，至少是2万人以上，二里头作为都城时的人口达2-3万人，这个已经远远超出了西方学者对于一个早期城市的定义。

    （中国文物报社“文博考古开放系列论坛之一：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新进展”， 2007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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