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最早的“紫禁城”

在探寻中心区道路网的同时，我们对宫殿区东部的大型宫殿基址群做了大规模的揭露。发掘确认在二里头文化晚期阶段，宫殿区东部分布着一组数座南北排列的大型建筑基址，2号宫殿基址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建筑遗存保持着统一的建筑方向和建筑规划轴线，布局上相当讲究章法。这组建筑基址的下面，还分布着若干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阶段的大规模宫殿建筑，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

就在这批宫殿基址发掘的过程中，我开始考虑下一个探寻目标——宫殿区的防御设施。我在做博士学位论文时梳理过中国早期城址的资料，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具有权力中心功能的中国早期城市，其外围城垣的有无在东周时期以前尚未形成定制，但作为统治中枢、王室禁地的宫殿区却不应是开放的。因此我相信二里头都邑宫殿区应该有防御设施存在。而就目前的线索看，我们当时正在做工作的宫殿区东部的2号宫殿一带最有可能搞清防御设施的有无这一问题。我们从2号宫殿东墙开始向外横向钻探，得知其外侧紧临大路，大路以外只见有中小型夯土基址，因此可以肯定2号东墙及其外的大路即是宫殿区的东部边界。而二者之间已不可能有墙、壕之类防御设施存在。鉴于此，我做了这样的推测：如宫殿区围以垣墙，那2号宫殿基址的东墙有可能就是宫城城墙。同时，验证这一设想的方案已成竹在胸。

2003年初，在向我所和国家文物局递交年度发掘计划时，我把对宫殿区防御设施的探寻作为一个重要工作项目提出，立下的“军令状”是：通过最小限度的发掘确认防御设施的有无。在二里头遗址这样延续数百年且遭后世严重破坏的大聚落上，钻探仅能提供些微线索，而无法解决全部问题。鉴于二里头遗址发掘40余年来的多次钻探中均未发现宫城城垣的线索，我推测即使宫城城垣存在，其夯筑质量和保存状况肯定较1、2号宫殿基址差，以致难以辨识。对2号宫殿基址东墙是否即为宫城东墙的最简单的验证方法是，先揭开2号基址东北角，看看2米宽的东墙夯土是否继续向北延伸。

2003年春季，发掘工作按这一思路开始实施。当在新开的探方中，与2号宫殿东墙完全一致的条状夯土果真象上述推想那样向北笔直地延伸时，你可以想见一个考古工作者的暗喜。为什么只能暗喜呢？因为这还不能排除它是2号基址以北又一处院落的围墙。那就要看其在2号宫殿东南角以外是否也向南延伸。于是我又安排揭开2号基址东南角及其以南区域，在2号基址东墙南向延长线上开解剖沟，一来了解宫殿区东侧大路的结构与年代，二来在此“拦截”可能南伸的夯土墙。在肆虐全国的“非典”到来前夕、当年“十大发现”揭晓之际，我临时有事回北京，在与我的老同学——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同修举杯同庆他们的“日照海曲汉代墓地”项目入选“十大”之时，我仍按捺住已撩拔起的兴奋心情，只向其透露了这种可能性。当我不顾越来越凝重的“非典”阴霾，急切地返回工地，得知同样是2米宽的夯土墙继续向南延伸的时候，欣喜之情才溢于言表。伴随突发事件的复杂心灵感受与面临突破性发现的兴奋心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2003年春我的心路历程。我甚至要感谢“非典”，当时中国农村的“严防死守”让我们减掉了许多惯常的应酬，可以更专心于扩大我们的战果。于是向北向南一路追探，以钻探为先导，每隔30～50米开探沟解剖确认。这样，到了5月下旬，这道夯土墙可确认的长度已近300米，可以肯定属宫城城垣无疑，而2号宫殿基址就是依托宫城东墙建成的。“非典”过去，中国最早的宫城遗存重见天日，这是当年夏季我40岁生日来临之际最值得庆贺的事。

2003年秋至2004年春，我和队友赵海涛率全队技工又乘胜追击，一举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宫城东北角，确认宫城东墙长300余米、北墙残长约250米、西墙和南墙分别残长100余米。至此，一座总面积达10.8万平方米的宫城被揭示了出来。这座呈纵长方形、始建于距今约3700年以前的宫城形制方正规整，虽然面积仅是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左右，却是后世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廓清王都布局的意义

在以往论及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论著中，对于二里头遗址聚落总体状况的介绍和分析都是从简处理的。1号、2号宫殿基址，铸铜作坊遗址和贵族墓葬等重要遗存珠玑般散落于这一大型都邑遗址上。如果说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二里头遗址是一个已知点，但作为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期的大型都邑遗存，其总体聚落面貌、其所应有的都邑布局的规划性则一直乏善可陈。这一拥有我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基址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铸铜作坊，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我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究竟是松散的聚落还是经严整规划的都邑？

围绕这一问题，近年有一系列的考古发现：

如前所述，它的中心区有作为城市之“骨架”的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大路宽阔平坦，由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晚期阶段长期延续使用，宽度达10余米至20米。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它的宫殿区围以方正规矩的城垣，宫城略呈纵长方形，面积逾10万平方米。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宫城遗存。

此外，宫城、大型建筑以及道路都有统一的方向，方向南略偏东。宫城内已发现两组大型建筑基址群，它们分别以1号、2号宫殿基址为核心，都有明确的中轴线。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带有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建筑群。

由是可知，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应当说，上述考古学现象的存在及这一结论的得出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作为权力中心的中国早期都城属于政治性城市，它可以没有城墙（其有无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战争的规模与性质乃至地理条件等多种因素），但绝不能没有规划性。可以认为，规划性是中国古代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以往对二里头遗址是否属于城市的疑问，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展现在学术界面前的这处遗址所显现的只是一些杂乱无章的遗存的堆砌，而看不出王都所应有的规划性。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源流具有重要的标尺性意义。

此前，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的例证只能上推至相当于二里冈文化早期的偃师商城。现在，我们知道偃师商城都邑营建制度的许多方面都可以追溯至二里头遗址。如方正的宫城、宫城内多组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群、建筑群中多进院落的布局、建筑技术的若干侧面（如大型夯土台基的长宽比例大体相近，表明当时的宫室建筑已存在明确的营造规制）等等。就目前的认识而言，延续了三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王朝都城的营建规制，是发端于二里头遗址的。

如果我们把视野再移向二里头遗址所处时代以前，可知即便像山西襄汾陶寺、河南新密新砦遗址这样的超大型聚落，其城壕的建造开掘无不是因地制宜，不求方正，迄今尚未发现集中而排列有序的大型夯土基址群及环绕它们的规矩方正的宫城。相比之下，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形态与陶寺、新砦等超大型围垣或环壕聚落间有着飞跃性的、划时代的变化，而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及其后的中国古代都城的面貌更为接近。因此，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且与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一脉相承的都邑。从这个意义上讲，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