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学科研究中以田野考古和专题研究见长，但从建所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开始，即着手编写综述性质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80年代更集全所之力编纂了《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都是称誉一时的总结性之作。此次的多卷本《中国考古学》则欲通过研究性著作的编写，建构起对中国考古学的认知体系，为学术界和社会提供一个全面了解中国考古学最新进展的窗口。率先出版的《夏商卷》一册在手，即可略窥20世纪夏商考古领域之全豹。

如果把上个世纪50年代徐旭生先生以调查“夏墟”为目的的豫西之行，作为考古学上有目的的探索夏文化及夏商文化关系的肇始，其探索历程迄今已近半个世纪。数十年来，夏文化和夏商分界问题的探索成为中国考古与历史学界一个少有的研究热点，其参与学者人数和发表论著数量之多，提出学说之多，历时日之长，讨论之热烈，都远超其他学术课题。又因这一阶段的研究对象恰值中国青铜文明、早期王朝国家的形成时期，意义重大，从而为海内外学界乃至大众所关注。

上个世纪初叶，甲骨文的发现与释读，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20世纪20～30年代对安阳殷墟的发掘，确认该地系商王朝的晚期都城遗址，从而在考古学上确立了殷商文明，也奠定了现代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基础。50年代郑州商城与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是夏商文明研究的里程碑。80年代以来偃师商城、洹北商城等一系列重要遗存的发现与发掘，以及随之展开的综合研究，直接推进了这一课题研究的深入。迄止今日，我们已能勾画出夏商文明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早期国家发生与发展的大致脉络。数十年丰富的田野材料和研究成果的积累，使在这一领域展开综合研究成为可能；同时，就学科的发展而言，在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加以总结，也成为深化研究之必需。从这个意义上讲，完成于20世纪末、问世于新世纪之初的《夏商卷》就是应时代之需而生的20世纪夏商考古的一部总结之作。

世纪之交的这部集体合作的著作，还有其学术史上的特殊意义。有学者通过对20世纪数位夏商周考古学领域的学术大家卓越成就的概括，力图勾画出一个世纪以来这一领域学科发展的历程[1]。如果我们循这一脉络向下移目于世纪之交，就会发现我们的学科已在悄然发生着某种变化。即“此前阶段，若干权威大家设计好方法，由整个学科共同使用的情况，恐怕再也不会出现了。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2]。《夏商卷》一方面对以前辈大家为主的学者群体的成就加以系统的总结概括[3]；同时，合作著作本身又是世纪之交学术大势的一个真实写照，具有学术转型期的象征意义。

在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界偏于浮躁的学术氛围下，这部书可以说是一部精心之作。其追求实事求是的谨严学风，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结论之得出经反复论证，有来自于田野的深厚的学术基础。因此，该书的问世是对学界呼唤“精品意识”，提倡“精品战略”[4]的一个有力呼应。（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