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众力集成的总结之作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编写侧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杨锡璋、高炜主编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以下简称《夏商卷》），在历经了八年的艰辛磨砺后，终于问世于新世纪之初。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夏商考古领域的一部总结之作。我有幸目睹和亲历了师友们编写此书的全部过程，感知他们为这部书的问世所付出的心血，以及这部书的份量所在。在此记录下这一历程的片断和个人感受，或许有裨于加深读者诸君对这部书的了解。

一

多卷本《中国考古学》的编纂工程，启动于1995年。次年，《夏商卷》的写作提纲获编委会通过，编写工作正式开始。至1998年完成各章节初稿，2000年完成送审稿，2001年完成修订稿，2003年初进入编辑出版程序，并于同年12月正式出版发行。

这是一项集体劳动的成果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先后参与编写、校订者10余人。

在初稿陆续完成的过程中，主编就稿件中涉及材料、观点、体例等方面的问题，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大部分章节由执笔者二易、三易其稿，部分内容由主编作了改写。数年间，由两位主编撰写的修改意见即累计达数万字，缩写、改写数万字。初稿文字和插图都较多，篇幅较大，为适应整套书的体例要求，至修订稿删减去20余万字和80多幅插图。一些章节做了适当的精简和调整。因此，这部书可以说是一部精华本。

这部著作成书于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洹北商城、安阳殷墟等遗址近年田野工作的进展过程之中，尤其与偃师和洹北两座商城的最新进展密不可分。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简单的时间表中窥见该书的编写历程。

1996～1997年，编写者盯紧偃师商城“大灰沟”（祭祀场）、大城东北隅、宫城和小城的发掘，多次在发掘现场组织讨论，建立起完整详备的文化分期序列，着重解决该城的始建年代、布局问题；观摩二里头遗址发掘现场和出土器物，深入探讨二里头文化的分期与年代；多次赴郑州商城和小双桥遗址参观发掘现场，与发掘者交换分期意见。

1997年11月，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前期考古年代学研讨会”。断代工程的启动，为围绕《夏商卷》的编写所进行的论证与研讨活动提供了有利的平台。会议前夕，包括编写者在内的相关学者曾将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三地出土的关键性遗存单位的典型标本集中于偃师，以比较切磋，加深认识。

同时，为了解下七垣文化、“辉卫文化”以及豫东杞县等地的遗存情况，编写者先后赴北京大学、郑州大学和邢台、邯郸、安阳、濮阳、焦作、淇县等地观摩器物。编写组成员还分别到陕西、山东、湖北等地参观考察。

至此，对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分期和文化内涵，郑州和偃师两座商城的关系，以及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遗存、下七垣文化和“辉卫文化”的性质问题等有了明确的认识；并确定了商代考古学三阶段划分的方案。

1997年底，编写者开始参与解决洹北花园庄遗址的分期问题，并提出在洹河以北探索早于武丁的都邑性大遗址的课题。此后，两位主编密切关注并坚定支持了对洹北区域的探索。继1999年末洹北商城的发现及其后城内宫殿区的发现与发掘，编写者进而就洹北商城的性质，及其与以小屯为中心的殷墟和西北岗王陵区的关系等新课题展开讨论。

笔者在1996～1998年参加偃师商城的发掘期间曾参与编写组的讨论，而后又得机先睹全书初稿，深为本所师友严谨求实的精神所感动。可以说，这部书虽属综合研究之作，但实是出之于田野，诞生于从实践到认识的反复研讨和论证之中。上述研讨论证活动多在发掘工地和文物库房所在地进行，边看边议，反复看反复议，编写组成员对相关学术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在研讨过程中，编写者从田野考古实践中得出新的认识，一些理性认识和思考又反过来指导实践。这种互动关系贯穿于该书编写的全过程，在偃师商城和洹北商城的田野工作中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

初稿完成后，该书的编写仍取开放之势，曾经多次修订。鉴于此后又陆续有《偃师二里头》、《晋中考古》、《三星堆祭祀坑》、《朱开沟》、《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等正式报告出版发行，在修订过程中，对相关内容作了校订、补充和必要的调整，对截稿前发表的田野考古材料作了最大限度的搜求，并追踪最新的田野工作成果，加入了对新材料的新思考。

二

这部书最大的特点是，一方面全面占有此前的田野考古材料（若干材料在本书中首次披露），充分反映已有的研究成果,又在此基础上提出自成一家之说的系统观点，构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阐释框架。体例上纵向（阶段）与横向（专题）兼顾，结构合理，论述系统；资料详瞻，图文并茂，宜于业内业外。

据初步统计，全书共引用各类文献1600余种。其中考古学、古文字和历史文献学专著与个人论文集60余部，论文540余篇，田野考古报告70余部，见于杂志的田野考古报告、简报840余篇，文物图录10余部，古典文献40余部，外国文献30余篇（部）。另外还有自然科学测定研究报告40余篇（部），包括体质人类学、动物学、矿物学、金属冶炼、古环境和年代测定等多个学科的成果。

本书的执笔者以中青年为主，大多是活跃于田野考古第一线的骨干，其中有多位先后参加或主持偃师、安阳几处都城遗址的发掘；同时，又有若干学有专长的资深学者加盟编写。他们有丰厚的研究基础，掌握第一手材料，这一学术背景，使编写者能不断在田野工作的实践中检验、深化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两位主编则从宏观驾驭把握到微观推敲斟酌，用力尤巨，颇费心血。集思广益与主编的主导作用相辅相成，老中青学者倾全力于一书，精诚合作，充分显现出群体优势和团队力量。

众所周知，在学科研究中，个人研究易而综合编书难。这种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和统一性的综合著作的编纂，难在主编的把握和协调，其难度不是一般集体论文集所能比拟。执笔者个人研究上所持观点不一定一致，而综合性研究著作则要求有统一的框架和体系。这部书采取的是大统一小自由，求同存异的做法。即全书的总体框架、主要观点统一，又给执笔者以一定的发挥空间，具体到某地方类型的划分、某文化的年代分期与文化性质及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基本尊重执笔者的意见，如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其他几座商代城址的分期问题等。至于重要学术观点之选择与确定，则在编写者之间充分讨论，有时是较激烈的辩论，集思广益，通过交流综合分析各说之长，采用一种看法或二种并举存疑。有争议之处务求谨慎处理，持论相对客观平实。如将“夏文化探索”与“二里头文化”分列二章，而未简单地以“夏文化”涵盖二里头文化。对“潞王坟－宋窑类遗存”的认识和命名也是一例。此前，这类文化遗存曾被命名为先商文化“辉卫类型”、先商文化“李固—潞王坟类型”、“辉卫型文化”和“辉卫文化”等，也有学者将其归入二里头文化下七垣类型。考虑到这类考古学遗存既具有相对独立的文化特征，又含有大量的周邻文化因素，文化面貌相对复杂，其性质有待进一步究明，经反复讨论，编写组认为以其最初的发现地点——潞王坟和另一处材料丰富、研究较深入的遗址——宋窑来命名，暂称之为“潞王坟—宋窑类遗存”较为合适。

编写过程中的研讨活动，也使编写者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不断变化，在若干关键性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已有执笔者在构思写作此书的过程中，开始放弃原来的学说而接受本书的观点。编写者之一的杜金鹏即坦言其在参与偃师商城的发掘与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对夏商分界问题的认识“从服从主编意见到自己积极主张”的转变[1]。

绪论部分对贯穿于成书全过程的思考加以归纳总结，勾画出夏商考古学的总体轮廓。全文提纲挈领，持论平实，针对问题阐明系统观点，困惑处提出问题，可以说是全书的点睛之笔，引人思考。

鉴于考古学极强的专业性，考古学著作的编辑出版也在规范化和技术性上有较高的要求，加之作为整套书之首卷的《夏商卷》由立项启动至进入编辑程序有六、七年的间隔，因此该书的后期编辑工作尤显繁难。围绕着《夏商卷》后期编辑工作，并考虑到整套书体例的统一，全书编辑出版工作组在编委会的领导下，经反复探索，对编辑体例进行了修正、调整与细化，形成了统贯全书的编辑规则。例如，全书的引文体例由原来的节后注改为页下注，引用文献全部标明作者全称，体现了编者为读者着想，尊重作者集体的周到的考量。在不断改进的过程中，编写者和编辑人员都付出了极大的辛劳。体现于《夏商卷》的编辑体例，为《中国考古学》全书的编辑出版开了一个好头。

编写者遵循《中国考古学》整套书编辑出版的统一要求，在该书的后期编辑工作中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譬如插图，系先由撰稿人提供素材复印件，经主编审定并适当增删，最后逐图、逐件器物审核、斟酌后编排而成。插图中引自我所出版物的用原图制图；引自外单位出版物的用原书扫描；原稿上用图引自简报、论文者，若有正式报告出版，则一律改用报告所发新图。全书插图由著名考古绘图专家张孝光、李淼编排，再经主编审定后，由我所科技中心绘图室制作。编校过程中，先由执笔者分别看各章节校样，再由主编通校，并对部分章节中学术性、体例性问题做了较多的加工和补充。如此深及细节的精力与时间的投入，保证了全书的质量。（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