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刘敦愿的遗产

——写在《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再版之际

    今年，是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始人、恩师刘敦愿教授逝世十周年。1994年，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自选集《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这部论文集可以看作是刘敦愿先生毕生学术生涯及其成果的一个浓缩。由于该书刊行于台湾，颇不易为大陆的读者读到。此次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它的简体字本，读者可以从中一睹这位考古学家博学的风采。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上篇为美术考古，涉及“理论问题探索”、“山东史前陶器艺术”、“青铜器装饰艺术与纹样母题研究”、“古代雕刻艺术”、“战国青铜器风俗画题材的再商榷”以及“汉代绘画艺术面面观”；下篇为古代史与考古研究，包括“东夷古国与齐鲁文化”、“古代神话研究片断”和“古代国族史零拾”几个板块。论述涉及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古代艺术、神话、民俗、科技等领域，视野宏阔、解读精辟、文笔清新，更兼有图文并茂之美。

    由于作者重视考古资料，且具有深厚的古典文献学和美术功底，课题选择上多从精微处入手，旁征博引，多重论证，故其结论往往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有些囿于资料的限制，结论或有需充实完善之处，然其研究方法与思路却往往能给人以启发。作者曾坦言他“一向认为，如果所论述果属真知灼见之作，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即使尘封于故纸堆中，需要的人自然会去查找，否则也就随它自生自灭，丝毫也不惋惜，无非表示从前曾经有过某种意见的存在而已。”（《自序》）这样一种淡定地对待自己研究成果的态度，恰恰是今天的治学者需要具有的。

    先生生前自称为“杂家”，在清楚划分学科界限的上个世纪后半叶，这一自称在自谦之外，或许还有些许身处“非主流”的自嘲的意味。而今，通过多学科的整合研究，最大限度地获取考古遗存所蕴含的丰富的信息，已成为考古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向和学界的共识。从某种意义上讲，说一句“只懂考古已经难以搞好考古”也并非危言耸听。作为先生的受业弟子，我很惭愧于自己知识面的狭窄，对先生精通的美术考古、文献史学、神话学等，就不敢置喙。先生曾慨叹“‘学而后知不足’，学而后知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传统之悠久，蕴积之深厚成就的卓越，自己所能探索的领域既很窄狭，即使有所收获，也不过是沧海一粟。”（《自序》）张光直先生指出人为的学科分野划界，颇不利学术的发展，因而强调“通业”，强调必须具有多方面的素养才能真正进入古代文明的殿堂，都是语重心长。这是吾辈后学应当用以自勉自惕的。由是联想起张光直先生1980年代曾愉快地接受刘敦愿先生的邀请到山东大学讲课，应有“通业”学者间的惺惺相惜。就多学科交叉，融会贯通的研究方法而言，两位先生的研究都具有典范的意义。时代需要更多这样的“杂家”。

    如果对学者强为分类，刘敦愿先生可能会因其研究的侧重而被划为美术史或美术考古学家。但这样一位美术考古学家，作为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科创始人和带头人，却造就出了一支以田野考古见长的队伍，奠定了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发展的基础。他不仅不要求我们这些弟子按他自己的路数治学，还鼓励支持我们由田野考古入手，扎扎实实地开展教学和综合研究。这是一个考古学家、学科带头人的战略考虑，堪称远见卓识。这些后学在考古学上的努力，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发展到今天，实际上延长了刘先生的学术生命，这也应当看作是他学术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收入这本文集的众多论著中，《古史传说与典型龙山文化》和《春秋时期齐国故城的复原与城市布局》是将文献材料与考古发现相结合所做整合研究的力作。在初次发表于1960年代的前文中，刘先生结合古代文献中关于东夷诸族鸟崇拜的材料，指出典型龙山文化陶鬶的造型和“鬼脸式”鼎足均应是东夷族以鸟为图腾的文化特征的反映。这些分析透辟的研究为学界所推重，其观点也较为普遍地被接受。对文献典籍中关于齐国故城城市布局材料的系统梳理和结合当时的考古勘探发掘材料所做复原研究，是今后该遗址的田野工作和综合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具有指导价值，在中国古代城市研究史上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先生治学，不以拥有最新考古材料取胜，其所用文献记载与出土资料，都为大家所习见。但先生藉此所做考古学与文献材料的整合研究，却往往独辟蹊径，精微处见功力，发前人之所未发，嚼人家剩下的馍却能再嚼出别样滋味，令人叹服。在考古学界日益意识到地下考古资源的有限性，呼吁田野工作须“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对已发表的考古资料中蕴含的丰富信息的“再发掘”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应当被大力地提倡与弘扬。可以预计，其在今后的考古学研究中的比重也将不断地加大。

    先生国学功底深厚，文章隽永而精悍，更兼文笔优美流畅，深入浅出，所以颇受当时《文物天地》等普及性杂志的编者与读者的喜爱。先生坦言“古史与考古方面的论文，反复论证，现代语言与已经‘死去’了的文字交相杂错，还须辅以大量形象性的资料才能说得明白，因此内容也相当繁琐与枯燥”（《自序》），但读先生对古代名物的解读与考释，每每有酣畅淋漓之感。先生的这类文章，对扩大文物考古研究在社会上的影响，普及古代文化知识，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考古学进入新的世纪，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考古学家更多地思考自身的价值，探讨如何将研究成果回馈于社会和公众。前辈学者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努力，也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

    鉴于上述，这部文集中收录的成文于数十年前的论作，读来并无过时之感，尤其可以让人从学术史的角度悟出许多。相信刘敦愿先生的研究成果及其中蕴含的精神财富将长久地惠及后学。

                                                     (《中国文物报》2007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