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王佳芝之所以选择再度冒险，不过是因为她已经不再需要惊心动魄和豪情壮志，老曹的死亡早就破坏了这一切有关革命和正义的美好想象。她的周围充斥着猥琐和欺骗，上演着贪生怕死和歇斯底里；她试图同流合污，但又渴望关爱怜悯；她无路可逃，无家可归；她不必坚强，也不必战栗。死亡与其说是被迫，不如说是最好的归宿。什么是理想，理想不过就是算计和贱卖；什么是爱国，爱国不过就是利益和冲动；什么是组织，组织不过就是压制和盘剥。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怨恨和好懊悔的呢？李安就这样颠覆着我们既有的判断和情感，也摧毁了所有爱国主义和民族大义的宏大叙事。

可是李安导演说过，他拍《色戒》明明是为了“保留那一段历史”，而不是破坏我们对历史的想象与记忆。那他给我们保留的是怎样的历史呢？《色戒》确实让我们清楚看到了历史的一些面貌，包括当时的声音、影像、麻将、旗袍和口红，《色戒》也让我们正视历史和政治选择背后的各种复杂的原因和细节，而不是轻易做出非此即彼、非正即邪、非爱即恨的简单价值判断。然而，尽管我同样对那种动辄以政治爱国立场或所谓的民族大义作为评判《色戒》好坏之标准的做法不以为然，也尽管我从来都认为女人爱上男人、好人爱上坏人、爱国者王佳芝爱上大汉奸易先生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甚至根本不是罪过，但我仍然认为李安带给我们的《色戒》真的遮蔽、掩盖和模糊了历史中极为重要的一面。这一面不一定是爱国、正义、民族精神以及功利与情感，而是在这些东西背后并支撑着它们的人性力量和生命尊严。

在这部影片里，所谓的“色”并不意味着自由，而是意味着沉沦，可身体的沉沦并不能带来心灵的解放；在这部影片里，所谓的“戒”也并不意味着理性，而是意味着压制，可对情欲的压制并不能带来人生的明达和理智。因此，在“色”的一极，我们体会不到人性的独立释放；而在“戒”的一极，我们体会不到精神的高贵舒展。我们不禁要问，除了色欲与肉体之外，女人还剩下什么？色之外的情归何处？肉体之外的灵魂又在何方？我们或许因为堕落而不朽，但王佳芝堕落了，却并没有因而获得不朽。看来所谓的“戒”并不是“色”的终极拯救和终极出路。至少在李安的思考框架里，色和戒的关系是出了问题的。

李安告诉我们，卖国者是可耻的，爱国者更加可耻。信念是个屁，崇高顶个球。在这样的逻辑下，人的生命呈现步步降低的轨迹，直到大家都平等如粪土：信仰降低为情感，情感降低为欲望，欲望降低为肉体，肉体降低为暴力。一个曾经无比残酷而又需要从中寻找希望的历史搏杀，演变为对镜头和奖项的关注，演变为新鸳鸯蝴蝶派式的话语情调，从而成为新时代的娱乐与时尚的翻版。《色戒》迎合了这个时代的病灶——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还需要忠诚吗？

《色戒》因而代表了对“色”与“戒”、历史与人性的无端而又错乱的想象。一个善于把握并沟通中西文化的导演，在电影拍摄的技术和手法上能够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但在对历史、人性和民族未来的挖掘表现方面却显得捉襟见肘，日渐平庸。李安在娱乐化的电影产业名利场中成就了名望的又一个高峰，却从此告别或者关闭了使自己成为电影大师的可能。

一个民族的政治命运是由这个民族的性格决定的。既然人生观和政治观紧密联系在一起；既然政治说到底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生活质量的问题；既然《色戒》里面的男女，无论是爱国者还是汉奸，其在精神层面的生存境况都是那么糟糕，所以，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这个民族所维护或奋斗的政治目标也就注定是脆弱的、不成熟的。我们看到的只是苟活的生命，我们经历的只是糊涂的体验。《色戒》给了我们记忆，却使我们面临更大的失落和遗忘。我们只能看到政治目标和人性理想的冲突，却看不到政治行动促进人类追求理想和美好未来的可能性。如果政治仅仅意味着泯灭人性，那玩这样的政治游戏还有什么意义？《色戒》在这个意义上践踏而不是捍卫了生命的尊严。

当我们的眼球和话题都被《色戒》所吸引，我们不禁还要追问：究竟什么是那一代人的“怕和爱”？什么又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死亡与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