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红领巾的“办报迷”

                                         野  军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求读于上海市文建中学，从初一上学期我就被选为少先队大队干部。那时，我的兴趣广泛，课余参加学校的合唱团和舞蹈组之外，最入迷的是“办报”。

少先队大队部办有黑板报《先锋报》，还办有一个大型的文艺性墙报《火炬报》，我是两报的主编。办报最苦的是抄写黑板报，那是砌在墙上的水泥黑板，连着三大块，离地距离又高，我们得站在凳子上抄写，一站就是一二个小时。《先锋报》的内容，大部分是校少先队活动的通讯报道，如和前苏联少先队米丘林小组的通信，学校少先队开展活动情况等，大多是表扬少先队员好人好事的稿件。可是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小品文式的批评稿，竟然使我成了全校的“名记者”。那是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和两个同学正在出版《先锋报》，大队辅导员金老师急匆匆跑来找我，要我赶快去采访一个快讯。原来，初一（4）班有几个调皮大王在教室里“开战”，课桌椅东倒西歪，双方打得鼻青眼肿的，教导处一位老师正在找他们谈话。我去采访后，当即写出了一篇报道：《教室里的“战斗”》，金老师作了修改，又帮我们抄写黑板，还在这篇快讯的题目下，特地加上了“本报记者”和我的名字。第二天，《先锋报》前人头攒动，《教室里的“战斗”》成了全校的新闻，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的“记者”称呼也随之传开。

办大型墙报《火炬报》特别费力。因为的文艺性的，刊登的都是诗歌、散文、小小说之类，版面又大，两个月更新一期。那时学校没有像现在的文学社，只有四五个平时爱好文学的同学写稿。因此稿源常常不济，我们几个小编辑，不得不自己多写些。后来，金老师给我们出了主意，让我们去找各年级的语文老师，让他们推荐一些文采较好的作文，以“作文佳作选登”的栏目刊出。从此，作者的队伍很快扩大了，我们再也不必为缺少稿子犯愁了。每期墙报出版，小编辑都认真对待，精工细作。为了使版面齐整、干净，每篇稿子都用格稿纸誊写，报头和插图都是用水彩画在白纸上，剪下再贴上的。还有个引人注目的栏目——漫画角，丰富了版面。稿件刊登以后，少先队大队部给作者赠送精美的画片和书签，写上一句感谢和鼓励的话。

初一的下半学期，我荣幸地出席了区少先队积极分子大会。那年暑假里，我又幸运地参加了上海市少先队夏令营，担任了夏令营的中队长。入营的第一天，我就和几个队委办起了“营地报”，那是两块黑板报。因为是欢迎童话作家洪汛涛老师加入我们中队活动，我在报头上画了一个戴红领巾的“三毛”，他手捧鲜花，咧开了笑嘴。

在夏令营三天活动中，洪汛涛老师知道我爱好文学，他送了一本刚出版的童话书《神笔马良》，还教导我多看些儿童文学名著，鼓励我写点童话故事。夏令营结束后，我和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和洪老师通了信，还一起到他家拜访。少先队大队部邀请他来学校座谈，他向同学们介绍了前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表》等名著，以及儿童文学、特别是童话创作的基本知识，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和启发。从这以后，我们的《火炬报》也增添了儿童文学的内容，有同学们听了洪老师报告的体会，有中外儿童文学名著的读后感，也有创作的儿童故事、儿童诗歌和童话，我写了平生第一篇《小鸟的梦》，自己画的插图，也发表了。

50多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如今我已是两鬓添白的人了。回首少年时代，当时在学校的情景历历在目。办报真是其乐无穷，得益非浅。我不仅得到了实际锻炼，提高了写作水平，又开阔了眼界，增强了对文学创作的兴趣和爱好，为我后来走上了儿童文学创作道路，打好了极其重要的基础。

少年朋友们，你如果有兴趣，不妨也试试办报，我相信你一定也会入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