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斗移转，一眨眼工夫，回国已近十载。除了留恋日本的刺身、寿司，至今使我难以忘记的就是一次被“请进”警察署，一次半夜被警察逮了个正着。

    我所留学的城市名叫新泻（新泻县是已故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故乡），立日本海之岸，至东京乘新干线约两小时的车程。97年10月初来乍到，一切感到新奇。

     为丰富留学生活，为体验打工的酸甜苦辣，于是便约了一位与我几乎是同一时间来新大学习的北大刘（不是真实姓）副教授外出揾工。那天一大早，我俩各人借了一辆自行车就匆匆往市区赶。在市区，我们四处打听招募信息，几乎问遍了有可能招工的单位，结果没有一家答应录用我们。正当我们无功而返之时，似乎是空降一般，两辆警车把我俩拦住了。警察彬彬有礼，首先向我们致敬，然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骑的那辆单车是盗品，接着就要我们出示外国人登录证。我们哪来的登录证呀，刚到日本才十多天。我们向他们解释登录证还在办理之中。见我们没有登录证，他们便要求我们出示护照，我俩都没有随身携带，只带了学生证。

刘副教授因没带登录证（或护照），我因涉嫌所骑自行车是盗品和没带登录证（或护照）分别被带上两辆警车。在驶向警察署的途中，我担心日本警察会对我“动粗”，我反复向他们强调我的身份：中国教育部公派、拿你们文部省奖学金（每月十八万五千日元，当时折合人民币一万余元）的国费留学生。到了警察署，我俩被分别带进两间问讯室，鉴于我当时的日语水平还没达到能完全交流的程度（来日之前曾在东北师大中国留日预备学校参加日本语强化训练3个月），他们派了一位会说汉语的警察来“对付”我。

整个问讯的过程，这位警察叔叔都算客气。他一一道出了我被“请进”警察署的案由，其一是外出没带身份证明，违反日本外务省有关外国人管理的规定，按规定外国人外出要求随身携带外国人登录证（没办理之前应带护照）；其二我的“单骑”是偷盗物。我给他耐心解释该自行车肯定不是我偷的，也不是从哪里捡来的（在日本可以捡到人家当垃圾扔掉的但还可以用的电器、自行车等），而是从一位来自北大与我在同一大学念研究生的同学那里借来的。解释完之后，警察代我写下了“涉案”说明，让我过目之后在上面按了手印。到此，我以为事情就已了结了，事情没有那样简单，我和刘副教授又被带到了机动车管理处（相当于我国的交警大队），在门前，警察要求我站在那辆盗品自行车旁为我“立此存照”，尽管当时我非常不愿意，但在警察面前我不得不配合。

  拍完照，自行车被没收了。他们开车送我们回学校拿护照，快到大学，警车嘎然而止，我们不知其因，向他们打听才知道日本规定警察是不能随意进出学校校园的。我们拿上护照又被他们带回了警察署，将我们的护照复印完之后，就把我们“释放”了。

  在回学校的途中，我和刘副教授都很郁闷，刚到日本，活没找到，反而与警察打上了交道，真是“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我还在日本留下了永久性的不光彩之照，留下了有“前科”的把柄。郁闷归郁闷，但我们打心底佩服日本警察的敬业精神，他们跟孙悟空一样真是火眼金睛，厉害！厉害！后来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他们知道我的那辆车是盗品，因为在日本买新自行车要上牌，且车身要打上车牌号的钢印（在我国也试行过用此种方法管理自行车）的。当自行车失主丢车之后，向警察报案，警察署保存了被盗自行车的有关资料随时备查。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警察找到了那位借我自行车的那位同学，对她进行了调查问讯。那辆“盗品”自行车其实是北大在新大学习的“先辈”（日语说法）一批批留下的，此车的“祖宗”到底是谁迄今对我来说还是个迷。关于“盗品”自行车之事，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结束了在新大六个月的日本语学习，我走进了另一所教育大学（另一小城市）学习专业。来日本没有打工的经历与体验总有点不甘心。通过多方努力，我终于找到了一份晚上在日本料理点洗碗的工。有一天干完活大约近凌晨一点左右，我一人骑着自行车往大学宿舍赶，突然冒出了一辆警车，那时我已经知道他们又是来查我自行车的。这次我非常有底气的回答他们，我的车是花了多少钱在何地买的二手车。他们听完我的回答说出了这样一句“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我的应答是留学生。说完后他们就给放行了，并一再叮嘱我路上要小心。

  在东洋“二进宫”，虽说没有惊涛骇浪，但给了我深层次了解日本社会的难得机会，与日本警察打交道的故事将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