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娱自乐”。这是一位企业家对于中国高校自然科学与技术研究的评价。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日前举办的2009年宁波大学校长与企业家论坛上，浙江沁园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建荣却发出惊人之语。他以自己经历为例，指出目前高校科研项目与企业需求相距甚远。“这座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非打破不可”。而此次论坛提供的一组数据也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叶建荣的观点，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仅为20％，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专利技术的交易率也只有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其实，仔细推究起来，叶建荣先生的观点不无问题：学术研究之中，基础学科往往是异常重要却难以产生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中国基础学科研究本就薄弱，如果片面要求科学研究适应市场，片面要求学术为市场服务，对于中国科学研究的长远发展来说，恐怕也未必是好事。

但是，除去这些偏颇之处，作为某种意义上的旁观者，叶荣建先生的观察与感受在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大学科研之弊病。那就是，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国高校及其它研究机构，对科研人员、科研工作进行评价的体系，既非学术研究共同体本身，又非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市场，更非社会民众。而是一个由学术官僚主导的，通过种种名目：各级课题、核心期刊、中央级党报等等组成的网罗。身在这一网罗之中的研究者们，只能被这些名目牵着鼻子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讲师变副教授，教授变博导。至于自己的研究究竟能有多大价值，对社会发展能否有所促进，甚至所思所言能否对的起自己的良心，就根本无暇顾及了。

这一段时间关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议论真是不少。先是诺贝尔奖照例与吾国无缘（当然华人是有的，包括那位法国人），然后是几个大学校级领导涉嫌经济犯罪被捕，还有，复旦大学著名新闻学者李良荣先生主编的某国家课题项目成果中有抄袭的现象。几个消息，这么短时间里推在一起，让人对于中国教育与科研难抱希望。

值得多说几句的是李良荣先生主编《历史的选择》有章节涉嫌抄袭一事。熟悉中国学术江湖的人们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些奇怪，同门相讼，师门遭辱，如此较真，这实在不像是中国当代学人的作为，但不管背后故事如何，学术就应该如此较真，在这里暂且先为韩元先生叫一声好。

不过，事情另一面在于，对与中国文科学术研究，如果仅仅是抓住“抄袭”等问题，未免只关注细节，却忽略了更大的弊病。这个弊病在于，在中国目前情况下，此类“高层次课题”，无论真唱假唱，唱的多是颂歌。不少人的心态恐怕是：既然都是颂歌，真唱还是假唱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自然科学、应有技术研究还可以凭借所谓的科学属性玩自娱自乐的游戏，对于文科学者，可能自娱自乐都不可得，而只能供人娱乐了。

其实，针对重重乱象，应对的药方已经开出：正如中国科学院政策所张洪石提出，要在投资体系与评价指标方面进行变革，而谢泳先生亦提出了由民间赞助学术文化活动，甚至由民间确立学术评价体系的构想，应该说，这些都切中中国学术研究之弊病。只是，这些想法，究竟有多少能被真正掌控大学与研究机构的人听进去，即使听进去，又在多大程度上，多久以后可以稍稍改变，就不得而知了。

本文刊登与新京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09-10/21/content_19963.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