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博雅学院终于开学了，八千新生，最终有35人成为博雅学院的学员，其中来自农村的，仅仅有五人。（9月20日南方都市报）

自从见诸报端，博雅学院一直处在争议之中。其实，在今天的教育体制下，数千学子中挑出三十多位，集中师资加以培养，对于学生而言，肯定是难得机遇。至于课程设置是否太过脱离现实，在大学念过文科的学生，心里恐怕也都清楚，阅读、思考，利用图书馆等学术资源寻找自己的思想道路，比上课听讲要重要得多，事实上博雅教育在设置课程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给了学生自我发展的空间。至于学生出路，仔细看看博雅学院的学生，有已经出版15万字小说的小作家，有已经周游列国的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团员，这些孩子，家庭背景想来不差，四年过后，出国深造，读硕读博，当是顺理成章。即使愿意走向社会就业，凭借自身素质和学校帮忙，谋一份叫人羡慕的差事，根本也不是什么难事。至于大家最关注的培养 “大师”，考虑到这个称谓本身具有的模糊性、相对性，那些海外读完博士的博雅学子，在校园中再坚持几十年，顶上这一顶桂冠，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博雅学院实在是不难成功。不过，事情存在另一面，即使博雅学院成功，它对于中国教育，意义有限。甘阳精英化的教育心态使他的教育模式只能适用极少部分人，这一方面造成了中大内部教育资源在事实上分配不公平，另一方面，在大楼凸显，大师日稀的今天，用丰厚资源堆出几个大师胚子，这种教育试验本身总有些搞面子工程的嫌疑——不是说中国没有大师吗？我就培养出几个叫你们看看。这样想来，轰轰烈烈的博雅学院，某种意义上掩饰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真正问题。

除此，博雅教育最叫人心生疑虑的地方还在于，通过核心课程设置彰显出甘阳、刘小枫他们在80年代所行的，通过思想、文学、学术理解、改变中国社会现实的思路。这种思路在今天事实上已经被证明存在缺陷：面对已经变化，复杂吊诡的社会现实，这些曾经的文化英雄们往往难以给出合乎常识的论断，更不用说是对症的药方。这恐怕是甘阳等人在今天影响力日渐消减，其教育试验亦引来舆论担忧的原因。而 “不是培养亿万富翁，而是培养大学问家、大思想家”的口号，也恰恰从侧面证明了文化精英心态造成的偏狭——作为高等教育的文科老师，我深知培养亿万富翁与培养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一样是可遇不可求，而今日中国，最需要培养的，应该是许知远所说“能够揭露黑暗的新闻记者、富有正义感的律师、有社会良知的商人、愿意推动变革的官员………”

相对与中大博雅学院，朱清时先生主导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则值得给予更多关注。有教育家风范的朱先生在南方科技大学建设中提出的去官化和去行政化，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实现教授治校等可以说正中教育体制之弊。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最后结果如何，不管这此试验会不会成为“烈士”，南方科技大学都将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引人注目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