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都是鸟(1)

夜酒浇透

        十六年前某天，我给一个叫黄燎原的人打电话，说想和他认识认识。他说那就来吧。于是在深夜十一点，我爬上了他家十四楼。那天晚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手里有瓶四特酒，掂着酒瓶进了他家，他炒了两个鸡蛋，我们就站在凉台上喝了。
       有一度大家似乎迷上了黄燎原家，走马灯似的往那儿赶，其实去了也没什么正经事，就是吃饭喝酒。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六个人，只有两瓶“雷司令”，本来以为够了，结果是不够，就一趟一趟下楼买，一共买了十二瓶，而且都喝光了。据说我是头一个撑不住的，突然就奔了洗手间，埋头在那里吐。我很担心窘态暴露，还把洗手间的门锁上，这下大家可慌了神，因为我一吐就引起了连锁反应，最严重的是狗子，不仅上吐，而且下泻。那天，黄燎原家损失惨重。
       当时我在报社实习，想给这帮前卫青年写点东西，就正儿八经采访这几个人。但坐在狗子的木版床上，酌着二锅头，居然没话说，觉得这么采访的确是件可笑的事情。憋了半天，狗子说，他其实不爱上大学，他的学纯粹是给爹妈上的。我就把这话写在了报纸上，据说狗子爸看到了，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儿子，就算为你爸上的，你把它上完行吗？”
        还是说那次采访吧，为了给大家拍一张合影，我们到了新街口一小饭馆吃饭。喝完啤酒后，大家沿墙根站成一排，活象要被秋决的犯人，就是这样一张照片，登上了中青报，还获得了好评，因为当时办报纸的人实在不知道年轻人活成什么样子，而我，正好充当了内线。我在文章中把大家描写成有追求的艺术青年，不愿意受传统的束缚，想搞自己的一套，并且为此而痛苦不堪。这群人里面有学习很好的尖子，也有因为旷课或者打架而在学校里惹了麻烦的人，他们能够聚在一起，本身就很奇特。我不知道这篇报道有什么作用，只是黄燎原提过一句：“让我们在学校的日子好过多了。”
        那天在新街口喝完夜酒，我们又骑着自行车，转到北太平庄，又转到五道口。当时说普通话已经不利落了，我们就一律用天津话交流，打卷的舌头舒服了许多。没想到这引起了五道口酒馆老板的误会，他可能认为我们人生地不熟好欺负，结帐的时候多算出四十块钱来。他低估了我们的智商，北大数学系的严文同学只瞄了帐单一眼就发现了破绽，声色俱厉地把人家批评了一顿。等他说完了，天光已经亮了。不过让我们伤心的是，那是最后一次和严文的聚会，不久，他就去世了。
        那个时候年轻，不知道什么叫忌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