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礼明

　　今年6月7日高考开考日当天，在微博世界见到不少人都在动情地回忆起自己当年高`考如何高中（zhòng），如何成就今日的地位和所有。是啊，他们的幸福感是真实的。但是，那些占极大多数的落榜者，他们又怎么想呢？知道吗？

　　我也注意到朱永新老师微博，则很是不同。他贴出了在2017年的一次参加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研讨会上，就“1977年恢复高考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所做一个发言。

　　朱老师提到高考给不同学段的人群带来了改变，因而特别提到“混龄学习”的优势。还提及“人才学历歧视”问题。而这方面，非常不幸的是，学历在当下的中国正被极端地强调着。朱老师说，“著名的500强公司在西方不敢搞学历歧视”，而在中国，“你的学校一定是985、211，或者在名牌大学学校清单上”。他又说，“在中国一定要把这种歧视消除，给更多人以更多的平等机会，不要压在一次性的高考上。”

　　想到更多的人群，想到教育如何更加完善和更具公平性，这是我在这位大教育家身上看到的极令我敬重的地方。

　　至于我，就高考作文，我提了我所看中的品质。我特别厌恶考生一动笔写作即开始胡说八道起来。我说：“不喜欢成年的考生用学生腔在幼稚地乱发议论，文艺腔地鹦鹉饶舌。对于心智已经成年的青年人来说，他们需要的是自己的真诚、社会站位和翔实地提出与解决问题的办法。”

　　最最触动我的，仍然是2002年7月《深圳晚报》的一则报道。说来自南京的阅卷消息，无数家庭同时陷入“父母离婚”或“子女失学”的困境。很显然，都出自考生的虚假编造。如此作文，绝不会只有一次，以致于有人说“人生撒谎作文始”。

　　高考考出这种结果，后面的情形可想而知。不信，可以调查看看。

　　不过，今年终于没有再出现大面积的高考作文考场外大比拼的情形。我的朋友中，对于这种“同写”，有不少人明确地予以拒绝，这令我非常欣慰。

　　其实，在早晨，我还发了另一则微博。我说：“应试这种制度，已经一劳永逸，成为囊括所的进阶的学制、职制。十年乃至数十年间个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被漠视。察举制的丧失，让德性和意志的灵魂也随之烟散。因为一贯的过程不再重要，只要一个起点就足够了。”

　　这是结合了对历史上自隋朝开始的科考制的认识。只再说一点，自宋代以降，以科考取士的基本大势下，来自于读书人之间对歧义政见的对待和处理，与街巷“小人”间的纷扰、争吵与争斗又有何区别？还有明清，亦复如是。

　　而对于这种应试，还要知道的是，每天高考一结束，考`生轻`生事件屡有发生。这是最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即使再加预防，可能还是有防不胜防情形的出现。这一带选拔性功能的制度的设置，于无形之中每一个青春的脖子上了一道危险的绳索。

　　我希望，这种残酷的选拔性的到来，应该在孩子们身心发育成人化充分完成之后，即在他们有足够的身体承受和心理承受的时候再做出。比如，等学生们基本完成了大学学业之后，再进行分项或分选的社会性、职业性考试，而不是一个孩子刚刚到18岁的青春的门槛，就要面临残忍的生死的考验。

　　这方面，应该多参考国外的一些有益的做法。否则，每年高考后，我们都要面对着最不忍看到的残酷的发生。而我相信，我们随着年龄越大，每个人的心理承受会越发差劲的。

　　昨天在微信上读到保平主席所写的那长长的三段文字——“一朵凄清的花随江南潸潸的夏雨，从二十四楼翩翩落下……”，真是锥心得让人不忍卒读。昨天和今天，在教师办公室，我们老师仍然脱不开这一悲伤的话题。

　　下午，收看了中央音乐学院周海宏教授的演讲，也是触动不小。他说，全球4千多个民族，只有我们汉族是不会“能歌善舞”，最缺少音乐的生活。他又说，中国古代决不是如此，因为形容太平社会是“歌舞升平”，文人四种基本生活技能是“琴棋书画”。还说，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个人一生都要接受的重要的教育，因为古往今来都看中音乐作为重要的身心享受。

　　为什么要将属于每个人的人生快乐，残酷地虑掉呢？

　　应试和极端功利主义阻断了我们生活中该有的一切。这种极端主义最可怕的地方，是进行最世俗、最庸俗的目标引诱（详见宋真宗赵恒《励学篇》），诓出一个最冠冕堂皇的虚伪的理由，告诉生员要忍受读书过程的痛苦，为了所谓的出人头地，进行一场持续多少年的血拼。

　　于是同时，个体、生活和经验被统统无视，学习被故意绕开最适于自我的部分，于是又接连被迫放弃掉“快乐”和最最重要的“自我”，然后去拥抱一个虚幻的“异己”。

　　而本应在我们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道德和道德生活，不再是明辨是非、善恶、美丑和真假，而蜕变得极其扭曲、狰狞，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个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残酷的阴魂不散的制度，真的需要散掉了！

　　（2021.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