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发（安徽，当代著名诗人）

     张立群（辽宁，《中国诗人》编辑）

张立群：有时我觉得诗人间对话或访问诗人是件挺冒险的事，很难料想话题的触角会延展到哪里，也无既定轨迹可寻。不过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打开了多种可能，所以也有趣。我们从一个预设的话题开始吧，您怎么看最近十年的汉语诗歌创作？

陈先发：是啊，我曾有句话，是“误读”赋予诗歌以更广阔的多义性。是受众的误读重塑了作者。这也是一切艺术的要义。譬如我们今天的对话，也一定是岐义丛生的。我觉得最近十年的诗歌创作，有两个让人遗憾之处。一是当初我们曾寄予厚望的一些诗人，所谓“第三代诗人”的中坚力量如西川、欧阳江河、韩东等人，失去了再创造的力量，没有了那种螺旋式上升的作品拿出来，或许他们还在写，但仅就我所能读到的，觉得他们的力量在停顿甚至在萎缩。大凡有些许才气的，最终多因恃才与思考不足，死在对这丁点可怜才气的依赖上。“思之不足”是个很要命的问题，使得许多当年的好诗人创造力难以为继。当然也有例外，如柏桦和于坚，这些年更趋于老辣了。整体上看，许多人的诗人身份，已经死了或说奄奄一息了。稍稍延伸一下到我要讲的第二点，即多数诗人无法用写作建筑起个人的思想体系，从个人创作史角度观察，多年的思与写，缺少一个明晰的核心，作品缺少一个一以贯之的生存依据，因而显得凿痕处处，杂乱无力。我的这个说法，可能会被一些人反对。前几天雷平阳来合肥，我们多次扯到这个话题，比如他对云南特异地域性的开掘、我企图对东方文化元素在当下的重组与再发现等等，这里有一个个人标识性很强的，稳固的思想疆域或者说是某种框架。框架并非禁铟，“惟两岸严厉的限制才真正赋河水以自由之美与哺育之德”。这种思想框架也并非先行预设的“写作目的”，而是个人气质与际遇使然，有命定的因素。我看到许多诗人追逐技艺上的现代性，才华在技艺上缤纷呈现，当代符号的胡乱堆砌以充庞大，成了一种通病，遮蔽了思之孱弱。虽则如此，若与其它文体创作状况类比，我觉得诗歌创作比小说、散文类创作成就还是要大得多。

张立群：嗯，思之不足是否导致当代诗歌的贫血状态，我觉得完全可以大张旗鼓地讨论一下。你有否有具体点上的考虑？

陈先发：比如一个阶段以来，诗界对“传统”问题的讨论可谓热闹，但我觉得有些浮泛和不得要领。传统是什么？理应强化两方面的认识。第一，传统是一种资源。或说是资源的总和。所谓回归传统甚或大呼恢复“先王礼仪”，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传统只是作为语言智慧和生存范式的来源之一而在那里，谁都离不了。一些论者把社会习俗与作为“语言智慧的传统”混淆，以致所谈所论多不着调。第二，“传统”并非是一块固化的、封闭的铁板，有一个再发现再开掘的问题。“当下”又是什么？是一个即时的符号不刻融汇进传统的“立足点”而已。批判与反省，作为精神动力始终是与传统、当下这些词汇共生的。我曾讲，好的诗歌一定是具有史学气质的，这句话正是从这个角度讲的。当然我这番话，是从整体上和从十年诗史的层面去讲的，若单从某一首诗或某个流派着手解剖，未必是无懈可击的。写作不是要承担什么非个人的使命，而是我的能力的极限和兴致“恰好到此”。

张立群：这几年有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就是网络等传播手段的迅捷，使写作可以迅速被人“阅读”，这在某种意义上，使写作的数量在接受层面上获得了相对的“增加”。但即便如此，优秀之作仍然难觅，你是否认可当前诗歌写作的“质”因之正在下滑？

陈先发：诗人不应屈从于阅读。读者数量从来就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我对“传播”这个词有某种程度的敌意。诗人应该有一种焦虑，那就是对奢求与集体保持一致性的焦虑。好的东西一定是在一圈小围墙的限制下产生影响力的。一个时代的小围墙，也许是后世的无限地基。这种变量无从把握，但忠实于个人内心的东西不必顾忌这个墙壁的宽窄。我在《黑池坝笔记》第一辑中曾说：“一切容易的，就是恶的”，这是从文化本体上所作的一个界定。“有难度的写作”也曾在一定范围内被讨论。但新的问题来了，什么是有难度的写作？我看到一些诗歌徒具“体积上的巨大与技艺上的炫技性堆积”，动不动拽上五彩斑澜的“理论虎皮”与时髦词汇为写作状胆，看似写作之难，本质上却是简单的。其实那些状如平淡的白开水而有开阔内生空间的诗，尤其短诗，才是最艰难的写作。无论是偶撰一些理论文字或是对话访谈，我最厌恶的就是扯出一大堆西方学者的名号或时尚词汇，来作为难度的标识。作为一个好诗人，有一双新生的独特的观物之眼就够了，“这个世界如此新奇，连洗澡时没在浴盆里被溶化，都堪称奇迹”。“把语言弄得那么复杂，要么是能力不足，要么是根本没有想清楚”。而你刚才讲的，当代优秀之作难觅，哪个时代不是如此呢？

张立群：这么一说，是否可以认作你对平白的“口语写作”有某种程度的辩护？

陈先发：问题的本质不在你用“口语”还是用“鸟语”写作，而是你用它揭示了些什么。口语不过是种方式，什么样的方式都无碍诗性本身。许多人可能觉得用口语切入现实有某种便利，但整体上看，有多少口语切入到达了让我们对日常生存惊异的深度？在一次研讨会我曾说到“四层现实”问题。一是生活层面的现实，这个好理解。我们所见、所闻，所嗅的感觉的综合体。二是被批判的现实，被诗人之手拎着从世相中截取的现实层面。为“致良知”而作的某种选择。三是现实之中的“超现实”，每种现存的物象中都包含着魔幻的部分，对这部分的发现与表达。四是语言的现实。譬如汉语言的现状，从古汉语向白话文的缺陷性过渡带来了许多问题，如何拓展语言的表现力与形成不可复制的个体语言特性，是每个诗人面临的最大现实。无论是“口语”还是“鸟语”，复制性蔓延与平面化滑行，都是诗歌的敌人，这才是本质的问题。

张立群：近年来的诗坛，关于“代际写作”、“某某体”的命名此起彼伏，而且很多已经超越了写作的界限，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对此有何看法？

陈先发：我不关心此类问题。我关心的可以是，在一首诗中把句号放在什么位置才最具力量。我使用这一类“代际命名”只是为了更平白更简单地讲清问题。此类命名多为获得社会学意义上的暴动效应，古今中外都有，不必为之分神就是了。我们经过了那么多语言学意义上的质疑与反抗，能体现到具体作品中的成果远比这一类命名与研讨上的成果小得多，这本身即是个悲剧。

张立群：是否可以预测一下未来的诗歌写作趋势？

陈先发：我只能谈我个人的趋势。我也决不会产生以我个人观点来统摄别人的想法。让每个诗人都成为一座孤岛，这很重要。从当代诗史和语言学史的角度看，无论我们对语言及人类行为的解构到了哪一步，我想这种解构即当代语言学行为的最终结果只有一个，就是重新发现这个世界的神秘性。换个说法，我们真正唯一无法解构的正是世界的神秘性。毫无疑问，我诗歌写作中的玄学特征与神秘主义色彩会进一步加重，这符合我所心仪的东方性与我在语言哲学上的一些思考。同时，批判性会取代质疑而成为我面对人世的主要线索。这方面的思考不能通过直觉方式来体现为诗歌形式的，我会继续完善我的长篇随笔《黑池坝笔记》。也会进一步完善我的长诗写作。在具体写作过程上，可能会继续削减作品的晦涩和加强对日常生活的追索性干预。呵呵，我这样说可能不够直白与口语，但只能这样说了。

２０１１年１月于沈阳/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