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遗产》2016年创刊号上刊出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克罗琳娜•迪比亚斯（Carolina Di Biase）的文章《〈威尼斯宪章〉50年》，文章讲了1964年在威尼斯召开的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制定《威尼斯宪章》台前幕后各种人物观点的冲突，以及之后持续50年围绕《威尼斯宪章》的各种争议、反思和发展。

编校过程中，一则仅仅出现在脚注里的信息吸引了编辑的注意力。正文中介绍这次会议有“来自60个国家的63位代表”，后附脚注“中国代表Chen-Kwey Chu”。

这是一个重要信息。因为中国大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威尼斯宪章》以来，有一种声音认为，因为其制定过程中没有中国学者参与，以至于从朱启钤以来中国文物保护乃至建筑遗产保护的经验和对中国木构建筑特殊性的认识并未进入《威尼斯宪章》的视野。对这个结论当然仍有很多继续讨论的余地，事实上，《〈威尼斯宪章〉50年》这篇文章所展示的50年来西方学界的争议，也证明“东西方差异”有可能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理解，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远远不是假想的那么铁板一块。但至少，有中国方面的代表参与制定《威尼斯宪章》这件事还是头一次听说。

译者不确定文中所写“Chen-Kwey Chu”究竟是谁。而我们觉得这很重要，可以顺着这条线索深入查一下。

在谷歌搜索、谷歌图书和必应搜索中查这个拼法，没有找到有效线索。所以我们决定先确定其可能的中文名字，再进行搜索。

这个拼法是威妥玛拼音（Wade-Giles romanization，又称韦氏拼音），从1867年创立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威妥玛拼音是最流行的中文拼音方案，至今中国大陆以外的一些华人地区仍在使用。从音节间的连接号来看，最大的可能是“Chu”为姓，“Chen-Kwey”为名。查威妥玛拼音的读音对照表，这个人的名字读音应该是“Zhu Zhen-Kui”。

在谷歌、百度和必应搜索中，用几个同音的中文姓名常用字搜索，都没有找到有效信息后，改用读秀和谷歌学术。终于，在读秀中搜“朱振奎”时，发现了几条疑似有效信息。

然后缩小搜索范围，关键词变成“朱振奎+威尼斯”，终于在一本台北历史博物馆建馆40周年的纪念文集的附录《历年大事记》所载1964年大事中，找到了直接证据：“请朱振奎先生代表本馆出席在义（意）大利威尼斯举行之第二届国际历史古迹建筑技术会议”。

1964年，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并未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当时中国台湾在很多场合仍以“中国代表”的身份活动。看来这位朱振奎先生应该来自中国台湾。那么，他的身份和背景究竟如何呢？

回过头来查询这些疑似有效信息，却失望地发现，由于“朱振奎”这个名字的常见性，即使在台湾20世纪50-70年代的材料里，很多也无法确证是不是一个人。

只有《董浩云日记》中记载的朱振奎完全可以确定就是这位参与制定《威尼斯宪章》的人。董浩云是香港著名船王，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特首董建华之父。他在日记里记载，1965年6月8日，董浩云在罗马宴请当时台当局“大使馆”两女秘书及朱振奎伉俪。此时据1964年5月的会议已经过去1年有余，朱先生仍然与夫人同在意大利。就此推断，他的身份很可能不是学者，而是“外交官”。

如果他是“外交官”的话，很可能就是1962年作为台当局顾问兼秘书出席亚洲生产力组织理事会第二次会议的朱振奎。至于是不是台大法律系1958年学士论文《战争与中立的新观念》的作者朱振奎，则无法确定——毕竟从个人资历上来说，1958年刚刚大学毕业，1962年的身份可以理解，但1964年成为制定《威尼斯宪章》的63位代表之一，可能性应该不大。

可以说，朱振奎作为参与制定《威尼斯宪章》的唯一一位中国人，目前只有人的名字搞清楚了，对其生平事迹还所知甚少。而且从目前的蛛丝马迹来看，他很可能不是一位学者。《威尼斯宪章》制定过程中，也许真的没有中国学者参与，但有中国人参与应该可以确定。虽然这种参与很可能没有起到太多作用。

这次编校查证的成果体现在文章里很不起眼，仅仅是把那条脚注的表述方式做了一点点改动（见《建筑遗产》2016年创刊号第36页脚注①）：

“中国台湾朱振奎（Chen-Kwey Chu）代表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