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华政松江校区带尖塔的校园建筑与现在仍然存在与万航渡路校区的原圣约翰大学校园建筑有很大差别。圣约翰大学作为美国圣公会在中国开办的大学，为了不使中国人心生抵触而使用了大屋顶等中国传统元素，而不是刻意强调与西方教会联系的与众不同之处。两个校园精神上有关，但设计策略上却差别很大。

同济大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前本无建筑学专业，这个今天同济的招牌得益于院系调整中华东地区并入的多所高校建筑学专业，其中最赫赫有名的是圣约翰大学。今天经常提到的黄作燊、罗小未、李德华等多位赫赫有名的前辈都来自那里。从这个意义上，寻找当年圣约翰大学的痕迹同时也是追寻同济建筑学历程的一部分，虽然20世纪40年代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成立之后几乎没有对校园做过明显改变。

于是，在一个阴沉但闷热的天气，我们到华东政法大学的万航渡路校区看了圣约翰大学的痕迹。

传说中的圣约翰大学始自19世纪70年代，90年代初正式以大学方式运作。圣约翰大学曾以商科、医学和实用技术在大上海名头响亮，很多领域甚至无出其右。作为教会主办的大学，与同时期中国政治的很多事件采取疏远的态度，也因此遭遇很多风波，如“五卅”时期大批华人教员和学生分离出去另组光华大学，国民政府成立后抵制南京方面关于大学去宗教化的要求并因此一直没有在南京政府的教育部门注册。

圣约翰大学代表着与北大等高校不同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另一个类型，即西方教育的完全移植。虽然校园建筑力图增加些本土化的痕迹，课程设置也有国学，但当新文化运动之后很久，圣约翰大学的国学还以前清秀才举人为主要师资力量。

进入华政万航渡路校区，首先被迎面的两栋建筑吸引了。这两栋建筑虽都是中西合璧，但思路的差距何止千万里。西侧的建筑很像18-19世纪在西方曾经一度流行的“中国风”，而东侧的则与民国时期“中国固有式”建筑探索关系密切。

后来我明白了，这两栋建筑都不是圣约翰大学校园建筑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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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现在是华政的行政楼。典型的英国乡间木构风格的柱子、檐下和额枋下装饰，配合一些中国传统风格的栏杆等建筑装饰，倒也相当配合。相比之下，曲线屋顶就粗糙多了，屋顶曲线间互相几乎有点缠绕的意思了。

这个房子开始建造比圣约翰大学的第一期建筑还早些，落成也在19世纪。但这片地方原来并不属于圣约翰大学，而是霍格花园（今中山公园）的一部分。这个建筑最初似乎打算做公园的主人霍格自己的别墅。后来，和周边的大片草坪一起卖给了圣约翰大学。

大片草坪正在养护，而周边的树木在很大程度上遮挡了草坪的视线。去的时候正值毕业季节，穿着学士、硕士服装的学子们一起合影时，草坪是一个重要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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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东侧的这幢建筑圣约翰大学时期是交谊室，落成于1929年，是由从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改学建筑的中国第一代本土建筑师中一位不可忽略的人物——范文照先生设计的。与行政楼强调细部的宜人、宜居相比，这座建筑的纪念性特点与那个时代流行的“中国固有式”相一致。

早期——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辛亥革命之前建造的圣约翰大学建筑构成了校园的典型特色。之所以典型，首先由于这些建筑——包括原怀施堂、思孟堂、思颜堂等建筑位于圣约翰大学校园的中心地带，其次，后面的时期所建校园建筑风格并非孤例，而这些建筑，青砖与红砖混合砌筑的殖民式拱廊建筑与来自中国传统但学得不算规范的大屋顶的结合，起码是上海大学校园建筑中仅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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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华政韬奋楼，原名怀施堂。砖砌外廊的基本形制与同时期其他圣约翰大学建筑一致，但拱跨窄且高，二层变成叠涩起平拱的做法。加上垂直向的塔楼，颇强调向上的动势。

不过塔楼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改造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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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怀施堂的旧貌，可见屋顶经过改建，并加了层。原来塔楼上的那个中国式屋顶显然比例并不准确，倒和尼泊尔等地的屋顶神似，不过如果原来的面貌能够保留，特色会更鲜明一些。

怀施堂在1895年落成，设计者有两种说法，一种出自校长卜舫济之口，说图纸是在美国绘就的。另一种说法是，设计者为上海英租界的通和洋行，英文名称为布伦南·阿特金斯事务所，此事务所在上海留下了颇多作品。我自己考证有限，只能两说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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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怀施堂拱廊窄而高相比，思颜堂的拱廊尺度更加平和宜人。走在这条拱廊上的感觉也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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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颜堂的拱廊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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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颜堂背面的U型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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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颜堂老照片显示，这里也曾有过中国传统的飞檐翘角，可能也是改建时将其变成普通的平瓦四坡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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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栋拱廊建筑，忘了名字。二层的拱廊已封为内廊。（感谢网友“树林中的树”指出，此楼原名西门堂，现名东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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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找到这座楼的出处，我不能确定现在被叫做“小白楼”的建筑是否也是这一时期所建，屋顶是否也曾有过中国风格。只知道在毕业的时节，很多同学在这里拍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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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的建筑现在已经看不到的是这个礼拜堂，也是19世纪落成的，一度成为美国圣公会江苏教区的主教座堂。其实，直到1980年这个建筑还是存在的。建筑拆除后，木材打造了一批桌椅，现在还能留下一二吗？

其实，圣约翰大学在20世纪上半叶不同时间段落成了颇多建筑，20世纪20年代后落成的，中国固有式色彩开始浓厚了起来。其实，中国固有式同样发源于茂飞、何士等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建造，而教会大学在他们建造中最为典型。从这一点来看，圣约翰大学的早期建筑或可成为其滥觞。

茂飞与何士的年代，海外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进展，赖德霖先生就曾讨论过茂飞的设计与恩斯特·柏石曼的关系。而圣约翰大学的早期建筑，虽有“中”的符号，远没有“西”的殖民式外廊的空间感来得真切。难怪今天华政的松江校区要以西式的风格承接圣约翰大学的文脉。

也许来源相同的很多资料认为齐鲁大学校园以及金陵大学礼拜堂的建筑师，来自芝加哥的Perkins, Fellows & Hamilton为圣约翰大学的校园建筑做了很多工作。虽然不排除他们可能是圣约翰大学早期建筑的建筑师，也就是卜舫济所说“图纸在美国绘就”的设计承接者，但那时候事务所的几位合伙人毕竟太过年轻，所以如果他们参与了圣约翰大学校园建筑设计工作的话，我怀疑更可能是后来颇接近“中国固有式”风格的那些之一或之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