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可以说，从搜集资料到开始动笔为止，这段时间的基本工作是盯住要研究的对象，将其烂熟于心，以便如庖丁解牛般找到可以切入的罅隙。

或许还可以说，对于和历史有关的研究而言，没有资料是全新的，没有资料是前人不曾研究过的。即使你说找到了一个以前没有人注意到的新材料，但也肯定有与这个新材料非常相似的文献被前人研究过，而对这些研究的了解也有助于帮助你找到对新材料研究的切入方法。

研究其实和设计一样，都有先从别人的眼光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视角的过程。建筑学子在一定的阶段常有为了形成自己的风格而故意不看别人的设计的心态，但事实证明这是徒劳的，封闭状态导致的往往不是自己风格的形成而是退化和停滞。所以，设计和研究其实归根到底，都免不了在前人的相关信息基础上起步。

而前人的信息既可能让你踩在巨人的肩膀上获得更高的成就，也可能束缚住你的手脚让你不敢迈出一步。而之所以存在这两种可能，原因不在于前人的信息本身，而在于你对待的态度。

我阅读很多版本的《清明上河图》都是从前人的研究开始的。比如宋版，我跟着周宝珠的《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和赵广超的《笔记清明上河图》过了两遍，这个过程除了了解以前的一些研究外，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最初的记忆。同样，那志良的那本书（上一部分里面提到过）也形成了对清院本的最初了解。对于相关的《盛世滋生图》等，我也是一边对照原图一边阅读相关通览式的文字获得的最初印象。

其实，跟着别人眼光的阅读也并不容易。这些基本的阅读工作有些眉目后，我从2008年秋开始，在世博主题演绎的会议上、常老师的课上和其他一些场合，多次对此话题发表过自己的见解，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似乎我已是此领域研究有所成者，似乎博士论文已经快完成一样。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些成果多为别人制造，我不过是了解并记住，而且综合了别人的研究而已。对于博士论文而言，更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视角，以便开始自己的研究。

自己切入点的获得有时是一闪念的事情，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熟悉到透，整日整夜对其不能释怀的冥思苦想基础上。可惜，我发现自己还是没有“顿悟”的慧根。于是，决定采用最直接显得有些笨的办法。说白了，就是如同修表一样，把所有的零件都拆分开，拆到不能再分，然后拿着放大镜把那些零件一块一块的仔细查看。这样一点点都不放过的搜查，我相信没有任何研究对象是所有角度都被研究过而无懈可击的，找到“可击”之“懈”，后面的事情就方便了。

具体而言，就是根据相关绘画作品画出平面图来。这其实和对一幅画完整临摹一遍的功效有些相似。如果你只用眼睛看一幅画，哪怕再熟悉不过，也比不上拿起笔来照着画一遍。有临摹经验的朋友肯定能体会这句话。画平面图实际上是把画面上的信息用另一种方式重新整理一下，这些信息在看的时候也许会因为过于熟悉而无法让目光停留下来。

果然，在照着宋代版本的《清明上河图》画出平面意象图（据我所知，这个工作以前至少有四个人做过，但我遇到相关问题时采取的策略与这四位都不一样）的过程中，果然发现了可行的研究方向：那之前我看过关于城市形态学（Urban Morphology）的书，觉得从图中可以提炼出城市街道、街区的边缘形态及肌理，并能进一步找到这种形态与当时城市生活的关系。而这些内容，以前尚未有过系统的研究和整理，这是一片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当然，这个题目也有自己的陷阱，比如如何证明绘画中的信息即是当时现实城市形态的真实写照，如果不是真实写照，如何把图像信息和真实信息之间建立一种学术上站得住脚的可靠连接。

所以，在宋代版本的平面意象图画好后不久，我按照这个思路写了一篇不到7000字的论文《从清明上河图看北宋东京的城市细部构成》，一年多以后（201004）发表在《建筑师》杂志上。虽然不知道这7000多字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核心话题扩展出整篇博士论文，但基本上知道了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然后，我又选择了明代的一个版本和清院本，也艰难地画完了相关的平面意象图。清院本花费的时间最多，主要是因为其所绘制的城市范围最大。三个版本的平面意象图总共用去了大半年的时间。其中很多成果成为了后来研究的重要素材，但更多的成果并没有体现在最后的论文里。完成一篇论文，其实后来没有直接体现在论文里的工作量，要五六倍于直接体现在论文里的工作量。谁都想完成一篇好论文，但不是每个人都做好了下苦功夫的准备。其实，你在一篇论文里做的工作即使没有直接体现在字里行间，细心的读者也会充分感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