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光铄金

与上海音乐厅有关的记忆

撰文：刘涤宇 摄影：马岭

《生活》月刊2011年7月号

1.

到上海音乐厅的参观是从东侧入口进入的。

也正是这样，从侧厅向北穿过一个一个的空间到入口大厅，才能够层层递进地体会到西洋传统风格室内空间的华美。尤其是从侧厅到入口大厅之间小小的过渡空间，天花也覆盖着一个精美的小穹顶。

十字拱顶的回廊天花

入口大厅16根合抱的科林斯式立柱以及上面微弧的天花，与台阶、地面一起形成一个完整而华丽的空间场所，2层的长廊连续几个暗蓝色十字拱顶的天花微泛着光泽。这和我到上海大部分老房子时的感触相一致：西洋传统风格绝不像现在模仿的“欧式”那样，把所有的奢侈全都堆砌在外立面上一览无余，它们华美的外部是和大多数情况下更加华美惊艳的内部空间相匹配的。如果说现代建筑的内部空间重在相互之间的流动和交融的话，西洋传统风格则注重每个空间的完美和静态的秩序，而穿行时这种不同秩序之间的切换也在有意无意间形成一种节奏感。

由于没有演出，刚进入空荡荡的观众厅时里面没有开灯，我们摸黑到了舞台的位置，转过身时，灯光才一盏一盏地亮起。于是观众厅的面貌被灯光一点一点雕刻出来。蓝灰色和暗黄色点染出的一种幽暗的稳重。在这种底色下，描金的花饰的光芒若有若无，使观众厅弥漫着一种伦勃朗绘画中常见的气氛。

最初设计的时候这里不是音乐厅而是电影院，名叫南京大戏院。1930年3月25日，南京大戏院正式上映其开幕影片、美国环球影业公司的新片《百老汇》。在大光明电影院建成之前，它是上海设施最好的电影放映场所。然而，那时电影放映市场上的竞争是惨烈的。几年后，不远处的大上海大戏院（今大上海电影院）夺去了原本南京大戏院的福克斯和雷电华电影的首映权，使其一时艰难维系，但不久与西方其他电影公司签订合同使其再次柳暗花明。经营权几度易手，但这个位置、这个建筑乃至这个影院名称一直存留着。并在1949年以后改名“北京电影院”继续存在。

当年作为电影院设计的时候，也要考虑默片上映时伴奏的乐池。而乐池的存在使这里在放映电影之余也间有音乐演出活动，比如1932年之后连续多年工部局的交响乐团，也就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在这里举行夏季音乐会，1946年梅兰芳先生在这里的演出也轰动一时。1959年，这里与其他几处表演场所一起候选上海音乐厅。而最终导致其入选的在于音质，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观众厅天花的浅穹顶。

正在想着这些记载中的往事时，灯光已经把观众厅充分照亮了。这时候，观众厅的浅穹顶成为从舞台方向看去视觉上的中心。以圆形为母题层层渲染出的中心对称图案，中间略有天穹隐喻的蓝灰色中点缀的金色花饰与观众座椅的色彩和风格相呼应，不仅富丽，而且细腻有加。浅穹顶并不刻意地彰显自身，而是在整个观众厅中不动声色地存在着，参与着整个观众厅静默、稳重且高贵的整体气氛营造。

正在这时，蓝灰色浅穹顶周边的一圈灯带亮起，蓝灰色变得明亮而飘逸，而金色的光芒仍然柔和但却灿烂醒目。http://s6/middle/56b3beb7ha77ca3d83705&690

蓝丝绒鎏金的观众席

而我们脚下的舞台，在1959年改建为音乐厅时深度增加到8.35米，世纪初上海音乐厅的整体平移和修缮工程中，舞台的进深再次大幅增加，现为13.13米，不再是原来为电影院准备的小舞台，更加适应音乐厅的演出要求。而因为舞台的镜框式特征和改建时对原有设计形态的尊重，改建后与原来观众厅的关系并没有明显改变。

很多人是通过《中国达人秀》认识上海音乐厅的。那现代时尚的舞台布景、绚丽的灯光、争奇斗妍的各色达人、善于调动气氛的程雷、评委席上从容点评的周立波和伊能静，那种缤纷热烈与我眼前的音乐厅整体的气氛形成强烈的反差。但当镜头拉远和切换时，那西洋传统的蓝灰、暗黄和金色会从观众眼前掠过。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舞台周边的镜框式描金花饰镶边，金色的周围也有一圈暗色的花饰映衬，以压制浮华的气息而使金色高贵而沉稳。

《中国达人秀》镜头里面上海音乐厅观众厅的这些细部片段，给人的感觉像一个长者包容且不同声色地看着另一个世界的热闹与欢乐。

2.

走出音乐厅，看到的是近几年建成的延中绿地。上海音乐厅在其中显得有些孤单。正是在延中绿地建设过程中，上海音乐厅作为保护建筑，向东南平移66.4米，并在平移前后两次升顶。因为周围的街区被绿地所取代，上海音乐厅也失去了以前街区中的左邻右舍，很难想象曾有过西侧听到街坊叫卖声的岁月。

延中绿地让上海音乐厅和青年会宾馆成为隔空相望的邻居。青年会宾馆原来的名字是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两个同样承载着沉重记忆的老房子如果能够开口聊天的话，不知道话题，会不会是那些尘封的往事，包括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建筑师范文照。

范文照是两座建筑的共同设计者之一，还有一位共同设计者是他当时合伙人赵深（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并与当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建筑处的建筑师李锦沛合作）。这是这位几年前在南京中山陵设计竞赛中获得第二名的建筑师范文照较早的实施项目，可以想象当时这位已近中年的建筑师奔波于相距不远的两座工地时的劳碌，还有劳碌中的充实与欣慰。

南京大戏院竣工于1930年，第二年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也竣工了。

今天的青年会宾馆暗褐色的墙面和蓝色且带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屋顶充分昭示着岁月的沧桑。而音乐厅在平移前后，原来在岁月中带上了沧桑和尘土的褐色面砖和水刷石墙面经过清洗焕然一新。无论如何，岁月本身不可能被抹去。作为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批中国建筑师，范文照和赵深在他们这些早期工程中，体现得更多是来自西方布扎体系的建筑观念。

多年后，范文照的设计取向有所转变。新加入的成员将当时西方正方兴未艾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潮带入范文照建筑师事务所。1935年的欧洲游历让范文照开始倾向于现代主义。1941年，范文照的建筑作品美琪大戏院，虽然仍有装饰艺术派的影响，但总体趋向简洁而理性。

据范文照的孙女，《华盛顿邮报》记者Maureen Fan说，在上海时，范文照在家中说英语，有很多外国朋友，房间里面一直保留着那把现代主义设计的代表性作品——密斯·凡·德·罗设计的巴塞罗那椅。他周末会带着全家人到他自己设计的电影院看约翰尼·维斯穆勒的《人猿泰山》。

1934年，泰山系列影片的上映曾经给南京大戏院创造了数月座无虚席的辉煌纪录，现存的一张已经泛黄的南京大戏院老照片中，侧面斜对街角处张贴着《泰山情侣》的巨幅海报，戏院前人山人海，似乎是电影刚散场时的场面。

鲁迅先生也曾多次光顾南京大戏院，许广平在《鲁迅先生的娱乐》里提到鲁迅在南京大戏院看过一部科幻电影后感觉到，“房子通是水晶状透明的，电梯可以通到天顶那么远，但是眼底一览无余了，使人类生活复入于太单调化，也许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呢。”这里批评的或许就是范文照当时主张的现代主义建筑。

与鲁迅类似的批评声音在西方1950年代后期开始变得强烈时，当时的上海已经听不到这些声音。各种风格与政治标签的挂钩让很多并不复杂的事情变得难以理清。

那个时候，范文照已经去了香港。

3.

曾经有几年的时间，上海音乐厅位于我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对其正立面的西洋古典柱式、柱间的拱券窗洞、柱上方门楣上的浮雕、两旁水刷石墙面上的凹龛和凹龛中的花饰都留下了印象，但并不深。

当2003年，上海音乐厅的整体平移工程开始后，媒体每天都在追踪报道平移的进度，我也在每天上下班的路上留意地多看几眼。那时候，建筑外面围着绿色的施工篷布，看不到庐山真面目，想回忆其本来面貌时竟没有想起。直到平移工程顺利结束，上海音乐厅重新恢复运营之后，才恍然大悟。

后来上下班不再路过这里。仅有的几次路过，不巧都看到上海音乐厅正立面被演出海报所遮挡。但我知道在海报后面，那古典的柱式和门楣的浮雕都还存在。而浮雕连接着另一个响亮的名字：李金发。

“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这种波德莱尔般的阴郁、感伤甚至有些怪诞的诗句出自李金发之手。今天李金发的名字作为诗人远远要比作为雕塑家知名度更大。

作为雕塑家，李金发的稳重而严守法度与其作为诗人的散漫和放纵形成巨大的反差。雕塑以西方古典神话为题材，人物大致呈轴对称的形式线形排开。人物密度均匀，每个人动作和表情各异，相邻人物间动作的呼应若有若无。浮雕的西洋题材和与戏院本身的完整西洋风格，都证明当时的电影在人们心目中还是完全的舶来品。

与范文照前半生与上海密不可分不同，李金发只是像他在巴黎、柏林、南京、广州、巴格达、纽约、新泽西一样，在上海也留下了他自己的痕迹。如果说作为诗人和作为雕塑家的李金发之间反差巨大的话，那么，1942-1950年作为外交官的李金发和后来在美国作为农场主的李金发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李金发回忆自己早年在巴黎学习雕塑的生涯：“没有女朋友，没有中外诸色人的交际，没有人保护（那时只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孩子），没有人指导，全是自已死用功，自已摸索，没有物质的享受，所谓花都的纸醉金迷，于我没有份儿。”总的来说，李金发很少像其诗歌中的怪诞，而更接近于严谨和理性。这种严谨和理性在人生不同时期展示出不同的风貌。

4.

米罗维枢、梅兰芳、袁雪芬、王文娟、马友友、朱克曼、贝蒂卡特……一位位在上海音乐厅中演出过的著名音乐家，来了，又去。他们的人生轨迹在特定的时刻与音乐厅重合在一起。他们留下了声音，留在聆听者的记忆里面。

范文照和李金发也是一样。还有当年的共同设计者赵深。赵深后来留在上海，担任华东建筑设计院的总建筑师。

上世纪70年代末，当年南京大戏院的两位共同设计者先后逝去。李金发稍早也仙逝于纽约。

时光荏苒中，一些记忆开始模糊。范文照后来的去向会被记成美国，赵深会被写成“赵琛”。至于李金发，当年那体魄强壮的广东客家人也偶尔被想象成敏感而颓废的文艺青年。这种情形。正像在音乐厅里聆听一段仙乐，虽然多年后仍觉余音绕梁，但如果想对这种记忆中的余音精确再现，恐怕谁都无能为力。

但建筑却一直在那里矗立着，建筑是记忆相对忠实的载体。有欢笑和泪水，有光荣和耻辱，然而记忆就是记忆。抹去了记忆的城市很容易变得布景化，从而失去自己的厚度。

参观过上海音乐厅后，我乘坐地铁8号线离开了这里。

地铁8号线的建设是决定将上海音乐厅整体平移并修缮的直接原因。上海音乐厅在这之前遇到的其他问题，如居民区的包围、西侧无法克服的噪声传入、无停车场等，也在这次整体平移和修缮工程中一并解决。

之所以选择平移和修缮而不是拆除重建，正是出于对城市记忆的保护和尊重。毕竟上海音乐厅是第一个由中国建筑师自己设计的观演类建筑，也见证了上海几代人的音乐梦想。记忆中的特定场所散发出的，是任何新建筑都无法替代的独特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