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掉标签的建筑

南萧亭

写于2004年，《中国建筑与表现》005

文字·火车的方向

你不喜欢阅读理论文字。你认为建筑设计具体问题的解决，和设计得以成立、得以成熟、得以优秀的绝大多数经验和技巧，无不是来源于实践的。

我部分地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仍然喜欢阅读理论文字。

有时我会想起读书的时候一次坐火车的经验：晚上，当我一直以为火车在向北开的时候，天渐渐亮了起来，早晨的太阳让我猛然醒悟了火车正在开向的方向。

在我的建筑生涯中，确实有一些精彩的文字，起到了如同那天早上的太阳那样的作用。

下面的这段文字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想，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作品至少在试图吸引生命、吸引生活、吸引五官的感觉。有人看我们的作品，仅仅看了雅致的正面和笛卡尔式的形式就批评我们保守。这让我们不懂！这是陈腐的判断。他们用保守的分类去思考，如：方形让人讨厌，坚固是旧的时尚。用这种方法思考你无法靠近我们的建筑，我们的建筑避免引人入胜的和赏心悦目的姿态。在此，我们相信建筑应该更多地与生活融合，融合人工与自然、机械与生物……

——J.赫尔佐格，El croquis 84.

是的，就是这句话，让我眼前突然一亮。这句话不但让我理解了H&deM事务所，更重要的是他让我发现了自己看建筑的，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的价值尺度的局限。

标签式的价值判断

我进一步地想：这个局限来自哪里？

“现代主义通过多维的形体组合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正面(façade)和对称性的局限。”

“随处可见的方盒子淹没了城市的特色。”

“现代主义以轻盈和灵巧的姿态挑战了传统建筑对坚固的追求。”

正是这些判断帮助我树立了 “正面和对称性过时了，方盒子可恶，对坚固的追求已经过时……”诸如此类似是而非的价值尺度。

那么，上面的这些判断本身是错误的吗？

当然不是。这些判断本身准确、睿智。并无不妥之处。

问题在于我自己。我习惯性地把上述对事实的描述当成了对价值的判断。也就是说，在读到这些判断之前，我的手里拿着两个标签，“好的”，或者，“坏的”。

在这种思维模式面前，所有的事物必须先被贴上标签，才开始被理解。

导致局限的原因，正是这种标签式的价值判断。

“应该”的海洋

“医院建筑应该是白色的，横线条的。如果做成竖线条，就有些像文化建筑了。医院还是应该像医院。”

“你的设计里面用了东方的空间序列的手法，为什么序列的尽端竟然是西方式的广场？用东方式的手法应该用的彻底。”

……

你发现自己陷入了“应该”的海洋。

你发现在这个“应该”的海洋里面，你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你的创造能力已经在这无数个“应该”和“不应该”里面被消磨殆尽。

于是你开始想，究竟是什么把你引入这“应该”的海洋里面。

标签式的价值判断？

难道价值的判断是多余的吗？当然不是。

我想，如果把建筑和小说进行类比，价值判断也就大致相当于道德判断。米兰·昆德拉的这句话对这个问题作了令人深思的回答：

  将道德判断延期，这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正是它的道德。这种道德与人类无法根除的行为相对立，这种行为便是：迫不及待地、不断地对所有人进行判断，先行判断并不求理解。这种随时准备进行判断的热忱态度，从小说的智慧的角度来看，是最可恨的傻，最害人的恶。小说家并不是绝对地反对道德判断的合法性，他只是把它逐出小说之外。到那边，如果您乐意，那就请控诉巴努什的怯懦，控诉艾玛·包法利，控诉拉斯第涅，这是您的事情；小说家对此毫无办法。

    创造想象的田园，将道德判断在其间中止，乃是有巨大意义的功绩；只是在这里，想象的人物才能充分发展，也就是说不是根据预先存在的真理而设计的人，不是作为善与恶的范例，或作为互相对抗的客观规律的代表，而是作为自主的、建立在自己的道德之上的人。

——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

戒律，精神的在场或缺席

那么，怎么解释很多优秀建筑师创作中显而易见的戒律呢？

比如，赖特对设计中与选定母体无关的建筑元素的排斥；密斯对违背材料建构逻辑的建筑形态的深恶痛绝；甚至文章开头所引用的，J.赫尔佐格声称他们的建筑“避免引人入胜的和赏心悦目的姿态”。难道这些都不是标签式的价值判断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要从“戒律”这个词的原初意义谈起。

戒律最初自然来源于宗教。戒律的本意，是通过对自身的约束，来更加真切的体会神的力量，体会本体精神的升华。

也就是说，神的在场，或者，精神的在场是戒律本身的唯一目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这一点。于是，当这一点普遍被人忽视，当精神缺席，当戒律本身除了“不应该”之外一无所有时，戒律就不再是戒律，而成为陈腐的教条。

回过头来谈论建筑，关于“戒律”的回答就很清晰了。

虽然有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仍然要说，建筑的终点，是一种直指人心的境界。

而优秀建筑师创作中的这些戒律，是他们达到此目的的手段。

如果忽视这种本质，而把这些戒律单纯地看作价值判断，而且更进一步，将其标签化、教条化，变成一系列绝对的“应该”、“不应该”，局限就产生了。

失语

你认可了我的回答，并试图将以往习惯的标签式的价值判断除掉。

但很快你发现，你的表达出现了失语。

因为分类先行的思维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了。甚至，分类不但是思维的起点，同时也是思维的终点。因为分类出来之后，“好”或者“坏”的标签贴上之后，思考已经接近于句号了。

更为严重的是，标签往往号称是贴给某个个体的，实际上，常常是贴给一个整个的类别的。在这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之下，个体淹没于分类，而分类的唯一意义，就是便于贴上价值判断的标签。

该把这些标签摘掉了。

J.赫尔佐格说：“我们相信建筑应该更多地与生活融合……”

摘掉了标签之后，我们需要重新找回对周边世界的原初的感性，重新找为我们赖以与周围的世界进行交流的灵气。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再失语。

习惯性无视

标签式的价值判断常常造成对细微差别的习惯性无视。于是，我们常常用戏剧化的巨大差异才能表达“与众不同”和“个性”。

然而，城市风貌的趋同化和可识别性的丧失恰恰就来自于城市内部各部分的这种巨大差异造成的整体特征的弱化，甚至，平庸化。对细微差别的习惯性无视常常让“特色”仅仅成为一种广告，或者口号。

建筑师雷姆·库哈斯对这种现象的描述让很多人觉得有些讽刺意味，虽然仅仅是出于作者曾为记者的职业性敏锐：

广普城市的可识别性可谓丰富多彩。如果它是一座水滨城市，那么以水为题材的符号便遍布整个城市区域。如果它是一座港口城市，那么船坞和吊车的形象将一直延伸到远离港口的地方……它如果是一座亚洲城市，那么到处出现的将是（性感而又带有神秘色彩的）“秀美”女子的身影。从而展现出一种（宗教或性欲上的）谦卑。如果它依山而立，那么山的形象将会出现在所有宣传册、菜单、票据和广告牌上面，好像不如此重复便无法令人信服一样。可识别性成为了佛教中的曼陀罗。

——雷姆·库哈斯《广普城市》，王群译

中国建筑师王澍先生也说：“过于强烈的区别只说明感官的退化与粗糙。”而他在这里举出的例子是王羲之《兰亭序》中四十几个“之”字的“相似性区别”。（见《时间停滞的城市》，《建筑师》第96期。）

所有的这些，需要的是标签的摘掉，和感性的回归。

跋

这段文字，从摘掉标签开始，到对感性回归的呼唤，基本可以划上一个句号了。

需要说明的是，标签式的价值判断仅仅是一种教条式的思维习惯，与理性无关。所以这段文字并不涉及感性与理性的关系。

曾经看到过一位网友写的《写给希望自己感性苏醒的男男女女的启蒙书》，洋洋洒洒，非常精彩。我当时在回帖中写道：“建筑的本质是感性的。” 但似乎很多人对我的观点并不认可。

画龙点睛的古老传说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张僧繇先生画的四条龙运笔流畅，形态逼真。但是，对于画家来说，要让龙真的活起来，点上眼睛却是必要的。有了眼睛，每一条龙长得再像也都将成为唯一。而对于作为观察者和判断者的我们，如果在一开始先给这四条龙贴上各自的标签的话，我们将忽视每条龙各不相同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