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欧洲文化对东方学的表述在话语上具有某种一致性，这一表述不仅有其自身的历史，而且有其自身的物质（以及体制）基础。如我在论赫南时所言，这种一致性是文化惯例（cultural praxis）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文化惯例又是一套用以对东方进行各种各样陈述的体系。我并不认为这一体系是对某一东方本质的错误表述——我压根不相信这一点——我认为它像表述通常所做的那样，有着某种目的，顺应某种趋势，有着特定的历史、知识甚至经济背景。换言之，表述有特定的目的，大多数时候能够产生预定的效果，能完成一个或多个任务。表述是一种建构物（formations），或者如罗兰•巴特在论语言的运行机制时所言，是一种变构物（deformations）。东方作为欧洲的一种表述，建构——或变构——在对被称为“东方”的这一地理区域越来越具体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之上。研究这一区域的专家之所以要对它进行研究，是因为东方学家这一职业要求他们为自己的社会提供东方形象，东方知识，对东方的洞见。在很大程度上，东方学家向他自己的社会所提供的东方形象（1）打上了他自己的独特烙印，（2）表明了他对东方可以是什么样、应该是什么样的看法，（3）有意识地与别人对东方的看法不一样，（4）为东方学话语提供彼时彼刻最需要的东西，以及（5）与这一时代的特定文化、学术、民族、政治和经济要求相适应。很明显，尽管确实的知识（positive knowledge）不可或缺，但它的作用远非绝对。相反，“知识”——永远不可能是原初的、未经沾染或纯然客观的——只不过是被东方学表述上述五大特征所传布和重新传布的东西。

这样看来，与其说马西农是一个被神化了的“天才”，毋宁说是一种擅长于制造某些特殊类型的陈述的体系，这一体系融散进了他所属时代的档案或文化资源这一更大的话语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