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治经学的，所以信奉合理的安排会打造出更合理的新型社会，所以主张经过改革世界会更美好。司马光是治史学的，知道任何改变引发的后果都不是可以简单预见的，所以觉得改革的后果无法预见，最稳妥的做法是保守现状，毕竟当时社会的矛盾还没有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王安石错了，他错在太天真，现实证明，他制定的新法并没有让社会走上良性运转的轨道，新的法令要不断在和现实的磨合中调整才能够成功。司马光也错了，因为在社会矛盾已初现苗头的时候，保守现状只是拖延时间，迟早矛盾会以更猛烈的方式爆发的。

但这都不是最大的错误。

最大的错误是党争。党争让双方纷纷屁股决定脑袋，而无法理性的根据一些新法实施结果的反馈调整改革的方向，反而只是在新党与旧党间搞站队，搞互相攻击，情绪化的对立最终让这次本就失败的改革最终以最惨重的后果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