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哲学家兼历史学家克罗齐认为，历史应该由哲学家来撰写。克罗齐甚至将历史看成是“运动中的哲学”。克罗齐还明确指出：“历史主义就是要肯定生活与实在，就是且仅只是历史。”从其将历史应该交由哲学家来书写的命题可以看出，克罗齐认为，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和阐释史料，而是发挥着巨大的主动性和创造力，通过自身的学识水平和创造性来揭示历史的真正的意义。诚如陈寅恪早年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所言：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克罗齐认为，史料本身并不会说话，使史料发挥作用的只能是历史学家的认识水平。历史学家的学识水平越高，越具有创造性，所揭示的历史意义就越深刻。历史学家不是被动接受、考订和阐释史料，而是发挥巨大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这与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之见如出一辙。陈寅恪认为历史哲学的研究需要研究者从残余断片中，以艺术家的刻画之眼光及精神来窥测其全部结构，然后通过神游冥想，与立说之故人处于同一境界，而成为对象的真了解者。

宋金战和史的史料虽然不至于成为陳寅恪笔下的残篇断简，但从事南宋战和史的研究者，却难免不成为被动的接受者、而保持以艺术家的眼光及精神来窥测其全部南宋战和史的内在结构，“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然后通过“神游冥想”，创造性地揭示其历史事件的原因与后果，以还原其历史的本来面貌。

在克罗齐看来，没有哲学的历史就是一堆机械的、无变化的力量在物质世界上的表演。而用哲学蕴育的历史是人类的精神历史，在世俗生活中努力营造拥有法则和机构的世界，使自己按意愿生活。而用历史浇灌的哲学，它们的连续运动就构成了世俗奋斗生活的内在本质。在书斋里，两宋之际的王安石、司马光都是著名的学者兼历史哲学家。但在世俗的奋斗生活中，二者却志向各异。司马光每以与民休息为由，要求朝廷维护母后外戚与勋贵利益。王安石则试图依靠少不更事的年轻的皇帝变更祖制，让国家的富强更多地惠及江东南的中小地主阶级与庶民阶层。因而两人分属于不同的朝廷党派与利益集团，即司马光所依附的母后曹氏与神宗生母高氏为代表的母后与勋贵集团，而王安石则凭借自赵宋立国以来备受打压的江东南的士大夫与中小地主群体。而因为朝廷陷于财政困难而难以为继时，秉承父志的年轻皇帝赵顼登极方三年，即起用王安石来主持变更所谓的祖宗之法。从此母后之党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维护勋贵利益的旧党，而被冠以为国敛财的帝党王安石等则史称新党。两党各不相让，各成体系，直接导致了熙丰政治与元祐政治，而两党党人互不相容的甚至彼此对立的政治派别。虽然晚年的太皇太后高滔滔深觉元祐党人罔顾国家利益之非，却因年高有疾将终而无力纠偏，只能吩咐为旧党势力的朝廷诸大臣自请外放以避之。

《宋史全文》卷十三（下）：

八月丁卯，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独留纯仁，意欲有所属也。上令大防以下皆往。大防曰：“近闻圣体向安，乞稍宽圣虑服药。”太皇太后曰：“不然，政欲对官家说破：老身没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乃呼左右，问曾赐出社饭否。因谓大防曰：“公等各去吃一匙社饭，明年社饭时，思量老身也。”

史载，神宗驾崩前，嘱咐当以司马光辅弼幼主，故此史称元祐政治始于神宗的临终嘱咐。然神宗以心脑疾病而终，自得病之后即手不能动，口不能言，却不知神宗的临终谕示以何种方式传达。然太皇太后高滔滔临终之际，虽然不曾告谕诸宰执当復行神考之政，但却告谕诸公“宜求早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则明显是觉察到了元祐政策之非。然金师围汴，道君皇帝匆匆内禅，而在少帝与金达成城下之盟之际，即诏復元祐大臣子弟官，再行罢斥道君皇帝一朝二十余年所行政策的受益之人，因此导致新朝少帝之恩泽未曾惠及民庶，而忠于父皇的臣子率皆被清退罢斥流放甚或被诛殛之，而起用之人又皆忙于复仇报怨，故致金师再来围汴时，六军将士不肯用命，百官率先逃离京师，以致京师城破之日，朝廷三省六部之官吏十不余三、四，而愿为朝廷覆亡而殉难者，惟李若水与刘韐二人。显然没有人教给少帝当外敌临国门时，守门人应该是既往政策的受益人，而非受迫害、被压迫者。因为，道君一朝數十年受朝廷之恩泽之深者，到靖康城破之際，他們要么在被罪流放途中，要么在暗中谋划取代赵氏，拟立异性。

九皇子赵构康王权宜立国之际，潜邸勋贵、外戚与宗室正当合力护持稚嫩的新朝，但三股势力各为身谋，而无心谋国。因此，当建炎三年秋张浚奉旨出使川陕的宣抚使后，以赵开改易茶盐酒榷沽之法，触动了原本属于富有且与官府勾连的权贵集团的利益后，张浚、赵开等人被蜀中富商巨贾醵金诣阙言告。而所谓蜀中富商巨贾醵金赴行在言告的组织者，其实就是赵鼎的儿女亲家、张浚曾于建炎三年四月中以当廷百拜救之的范仲熊之父范冲。而首章论奏张浚不当变更祖宗榷沽法者，便是屡言与张德远亲如兄弟的有从伪附逆仕履的赵鼎。赵鼎之所以疏论张浚之罪，便是张浚有为国聚敛以充川陕招兵买马与对金用兵所需之军费之举。如果以与民休息之旗号来号召士民，则从成都土豪的角度来考察赵开变法之举，则张浚自然有为国敛财之实。如果从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当以救亡为先，则张浚则是为国御敌的功臣。但就成都土豪范冲之见，在金人统治下，其儿子范冲熊在金人统制的洛阳等地，依然是土豪，能够得到金贵族大臣如范仲熊《北记》所记述的金权相粘罕、二太子斡离不、宗室大臣希伊、与都统婁室孛堇等人的礼敬。正是因为富豪权贵的字典里没有祖国的概念，所以才会有元祐大臣子孙与外戚集团的力主与金约和。而力主抗金便是不惜民命，不肯与民休息。而范仲熊之所以南归，是因为父在南朝为官，可以给予自己更多的庇护。而之后李世辅之归诚，是因看透了女真贵族的腐败而汉人难以翻身的事实，在金人尽屠李世辅族人百余口之后，而后假借西夏国军之力量，劫持金陕西都统撒离喝南归。至於烈士之子张中孚、张中彦公然降金，而向太后侄孙女婿刘光世及其将佐，都无意抗金，非金不可敌，而是刘光世之流不欲与女真贵族为敌，以谓即便金人做主，张中孚、刘光世之流依然坐享富贵尊荣。故此吕中在《大事记》中即曾言：

尝观国家自有中原之祸以来，终始主战者，浚也；终始主和者，桧也。以浚主战而不免有富平之败，郦琼之叛，符离之溃；以桧主和，而江左少康二十年。是以当时与议者，宁为桧而不为浚。游谈者宁慕桧，而不慕浚，无他，桧之所为，与人之私心合也。然千载而下，言及桧，则人皆思食其肉以快天地神人之愤；言及浚，则人莫不以手加额，效林宗而慕李膺者也。以此见忠义者，人心之所同。浚之所为，又与人之公心合也。彼富贵利逹，飘风过耳，而端人正士英风常存，是浚之身虽死，而浚之心未尝不行于后世也。

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仅指人们的思想是当前的，所谓的历史也只存在于当前；没有当前的生命，就没有过去的历史可言。所谓“当代”，是指它构成我们当前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克罗齐认为，历史是精神的活动，而精神活动永远是当前的，决不是死去了的过去。对克罗齐而言，时间本身不是独立的存在，也不是事物存在的外在条件；它只是精神自身的一部分，所以既不能把时间、也不能把历史看成是精神以外的事物。

站在克罗齐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为政治军事人物所撰的年谱或者进行其行实编年，并非是从一个仅以观察者角度所编写的一堆关于日期与事件的记录。从表面上来看，一本编年史仅由历史事件与时间表组成。然而，对历史哲学家而言，这些目录、日期、事件或表格之所以意谓着真正的历史，不是因为它们是历史，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历史是什么的思想。历史在历史学哲学家的思想中继续着。历史学家思考历史，使他自身融入他正在研究的历史中。实际上，历史学家在思考过程中复活了历史，让历史事件拥有了当下即视感。也许，这才是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真正蕴含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