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南宋朝廷因为张浚素主战，不肯与权贵投降派合作，故每以恶名加之。但因张浚有勤王复辟、再造南宋之大功，朝廷不能以力主抗金为由行遣罢斥张浚，故此得另找借口来罢斥之，如富平战役本来是奉朝廷三道御紮施行，且已被数道诏书原赦其失律之责，但绍兴三、四年间，朝廷为了早日与金构和，且以临阵逃脱以致兵败之罪置赵哲于军法，又以跋扈不救彭原店等罪杀曲端为由，对张浚进行抹黑以致行遣。而绍兴七年八月的淮西兵叛，本是朝廷因为要罢战弥兵与金议和以便生致韦氏南归以尽孝养，故此设计以罢刘光世兵柄，承诺让湖北宣抚使岳飞持淮西一军西上荆襄，并委以恢复重任以绐岳飞。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破坏张浚议定的北伐刘豫，并以罪罢斥主战派宰相张浚而施行的一石三鸟之计，即收兵权、罢主战派大臣与屈己和金。张浚晚年的隆兴北伐，其实张浚只图以兵受金河南都统萧琦等之降，却为孝宗好大喜功，图以功勋卓著的老臣张浚来对抗太上皇所命宠臣的一场权力博弈。而孝宗密令李显忠、邵宏渊打下南京再取旨，而皇权的二元架构，却又导致孝宗无法调动三省枢密院及命户部构建军资粮运渠道以为后援，兵败后却归过张浚、李显忠、邵宏渊。为还原史实，特就张浚三败事之史实进行一番考论。其内容大体如下：

一、重构三战的历史现场与责任归因

1、富平失律（1130年9月）

富平失律是张浚自己唯一承认有遥制之过的一场战事。其间张浚驻邠州督粮，距离富平战场约有二百里，并未直接干预战事。其战场之选址与排兵布阵，一出都统制刘锡。至于吴玠以新崛起之将提出依山据险，而刘锡却执意选择平原湿地为阵地，其决策之失实出老将刘锡。至于命将，刘锜以便宜起用拘管他州的张中孚等与赵哲不咸之将领为其麾下主将，导致赵哲临阵逃离以致兵溃，其过不能全由川陕宣抚使张浚承担。

1）决策链条还原：建炎四年春夏间，此正南宋皇朝存亡未定之际，救亡是朝野第一要务。故此，在臣僚的再三建议下，宋高宗以三道御紮赐张浚命其兴师，以吸引金师西顾，减缓东南行朝的对抗金兵的压力。

2）地理视角：关中平原的地形对宋军步骑混编部队的劣势，对比金兀术军所擅长的铁浮屠机动性与百战皆胜的金军气势，及陕西降金伪兵熟悉陕西地理环境与官军战力方面的优势。

3）后勤细节：蜀地财赋供给的实际能力与战役消耗的量化分析；自建炎三年冬张浚委赵开总领川陕财赋军需之前进行盘点，自靖康至建炎三年的上供钱帛，已被王似、曲端、王庶等人挪用一空。

4）双方军力对比：史载张浚动用了五路之众合计步卒十二万，骑兵七万；但金军作为进攻方，除娄室所能调集的陕西兵众（含春上粘罕下令增兵二万）外，包括自兵兴以来，前后降金的折可求等近十万精锐西兵外，金主又命副丞相完颜宗辅为主帅，且以河北军府五万金兵入陕西，又调集了云中军府左监军完颜希伊来协助指挥外，还曾命屯驻淮甸的宗弼急赴陕西驰援。作为宋金之间的大型战役，其集结了十余万精锐齐集陕西，符合金人以优势兵力进攻宋军的惯例。

5）富平兵溃归因：

(1)主将不称职。童贯作为西北军事的最高权宦，形成了以刘延庆、杨可世、辛兴宗等直系军事集团。童贯被杀后，西北诸将因失去靠山且遭朝廷猜忌而图避战自保。虽然张浚承制以刘锡取代持不战观点的曲端为都统制，但刘锡似乎不属于童贯嫡系，而刘锜一出高俅之举荐，兄弟二人当时战功与威望都不足以服众。且以吴玠新崛起的曲端之部将，在会商时指出富平战场当择高阜据之，而刘锡不听。

(2)指挥权不专一。虽然宣抚司明确了刘锡为都统制，但张浚驻二百里外的邠州督战，却居中遥制，影响了作战时机的择定，导致金军占据先机发动进攻。

(3)赵哲不当为环庆路帅臣。作为张浚所择定的自行在携往陕西的亲随将领，赵哲并无统领大军作战的能力与决断力，不适宜作一路帅臣，加以麾下诸统制皆非所亲，张中孚等又是由刘锜以便宜自拘管他州中起用，故此战斗中不肯用命，战后张中孚、张中彦、慕洧、李彦琪因皆曲端所亲，赵哲被置之军法后，其麾下诸将先后叛入金军，导致陕西五路皆失。

(4)上下之情不通。陕西五路之兵在之前互为仇雠，张浚莅临宣抚后虽然有所整治，但因时间太短，效果不明显，依旧派系纷争。主要是童贯嫡系与种家军所属互不认同，更不用说在战斗中互相驰援。应该考虑以郭浩替代赵哲以统环庆路军。

就富平之战其战略目的而言，张浚入陕未及一年，即整合陕西残存的官军诸部，据险鏖战，成功牵制金军主力，为其南宋重建国防体系奠定了基础，使金军不能再度扫荡东南以挽救行朝垂危之势，其社稷之功不容忽视。

2、淮西兵叛（1137年8月）

绍兴六年冬，张浚自淮西督师捍御刘豫成功之后奉召还行在，即以淮西宣抚使刘光世每持对金伪不战之态度，奏乞罢刘光世兵柄。但皇帝赵构要求张浚与左相赵鼎商议，其意尚不明了，而赵鼎表示反对。绍兴七年春上，张浚奉旨召集四大将与龟山会商北伐刘豫事，刘光世依旧主守。问安使何藓之带回上皇崩问之后，二月初刘光世军屯驻之地军营与粮草库皆被人纵火焚劫，於是皇帝赵构因欲罢战弥兵与金构和，以升值宣和皇后韦氏南归以尽孝养而同意了张浚罢刘光世兵柄的奏请。

1）权力暗线：宋高宗与秦桧如何利用刘光世军交还兵柄以实现收兵权事件，是借张浚之手，瓦解主战派势力，以及赵鼎、沈与求如何配合高宗，实施去主战派丞相张浚之史实。宋高宗为瓦解主战派将相，故先婉词以绐岳飞，以命岳飞将刘光世罢兵柄之后淮西军携之西去鄂州，且以恢复之事托付岳飞，而因秦桧、张浚皆反对，谓岳飞旨在并兵，既屯驻上游，实非朝廷之福，於是乃有御笔赐岳飞三札收回成命之事。既然皇帝要罢战弥兵以与金议和，皇帝赵构又岂会真让岳飞携淮西军西去鄂州？只是当时秦桧急于议和成功，而张浚深恐岳飞持兵西去后无兵可用，因此才会有丞相与枢密使皆反对以淮西兵令岳飞携之西去。岳飞、秦桧、张浚三人皆在高宗计谋之中而不能自觉。

2）制度性诱因：南宋“兵为将有”传统与中央集权改革之冲突：一方面，诸大将刘光世、张俊、韩世忠皆已在老年力衰之际，因功成名就之后，无意与金对战；另一方面，十年抗金，虽然小有成就，但于收复中原陵寝之地，復宗室后妃与二帝之仇仍遥遥无期。因此，国内主和派与主战派中的意志不坚定者，转而倒向和金请降，成为主战派领袖张浚的事实上的政敌。

3）责任归因：

(1)收诸将兵权。朝廷利用张浚为宰相之机，行收诸将兵权之尝试，因此引发诸将不满，酿成了震惊中外的淮西兵叛。而实际上，朝廷自刘光世交还兵柄之日起，即以沈与求、秦桧以及刘光世奉朝请为契机，实行架空宰相张浚之事权之策，又于四月中即命宰相张浚亲赴太平州抚师，然后以沈与求、秦桧谓宰相兼管淮西军非朝廷之福，趁机委任刘光世所亲王德为淮西军都统制。张浚还行在后，因在朝堂之上提出以王德为都统制会导致军中不稳定，而高宗因“乾纲独断”，对张浚外示倚重，内实忌之，谓张浚曰：“卿欲尽屏天下之兵耶？”使张浚宰相职责难以施行。

(2)用人之失而过不在张浚。绍兴七年二月，朝廷既同意了张浚奏乞罢刘光世兵柄，张浚以晓畅军事为由举荐兵部侍郎吕祉前往太平州监军。为了加重吕祉事权，三月二十三日刘光世交还兵柄之后，朝廷更以吕祉为兵部尚书都督府参议军事兼督护刘光世淮西一军。而四月中既因吕祉不能循抚将士，朝廷乃以张浚赴太平州抚师兼因谍报金伪欲重兵来犯而重开都督府。於是始有言者论宰相张浚兼掌大军非朝廷之福，乃命王德为淮西军都统制以都护诸将。张浚五月初九日还朝廷争朝廷不当以王德为都统制，结果高宗大怒斥责张浚，张浚因此请告不朝者数日。五月下旬，朝廷变更前议，同意以郦琼为副都统制，而吕祉因妻子临盆请告还行在，并恳切奏禀郦琼必反。六月十三日，新除淮西军都统制王德单骑逃归行在，请罢都统制之除命，十五日，知枢密院事沈与求暴卒都堂，十七日朝廷遣中使赐吕祉金带茶药鞥宰执礼遇之物，许以吕祉还即以签书枢密院事相授，於是十八日吕祉与诗人陈克再莅赴庐州监军。此次再命吕祉赴庐州监军兼收集诸将违法事实之举，已超出张浚权限，实为高宗之御旨。

(3)赵构默许张浚整编淮西军，并初因张浚之奏，淮西六军分屯易置，互不统摄。但却事后却因刘光世之故而变更前议。兵叛发生之后，又因召四大将齐集行在而因军中呼声罢宰相张浚。其实将淮西兵叛归过张浚，犹如李牧为赵迁受责。

皇帝赵构为了促成朝廷政策由以战助和转向屈己请和，实行了以同意宰相张浚请罢刘光世兵柄的奏议，以期能收一石三鸟之功，即：一、同意张浚尝试收诸将兵权；二、因皇帝欲罢战弥兵以与金和为宰相张浚所拒，故以计及去主战派将相；三，为了皇帝得位的合法性与生致生母宣和皇后韦氏以尽孝养，改变原定国策，由原来的以战助和转变为屈己请和。因此，以淮西军兵权归属权之争，一举而罢主战丞相，收诸将兵权与罢战弥兵，从而实现金主册封其为江南皇帝的梦想。

3、符离兵溃（1163年5月）

宋高宗退位之前，通过一番运作与布局，在禅位于养子太祖裔孙赵昚之後，能够确保自己仍掌控军政实权，进行了一番周密的谋篇布局，尤其是对大臣的任免、财政的支付与军队的调用与将帅的任免，仍由太上皇赵构做操控以干预朝政，如禅位诏书中明确保留对重大军政事务的决策权，包括官吏任命、军事部署以及对金外交。在隆兴北伐期间，太上皇赵构以恐再误国为由直接否认了孝宗的北伐计划，孝宗任命的宰执需先经德寿宫“面议”才能生效，而太上皇帝之诏令称为“御笔”，孝宗的诏令称为“圣旨”。这种由“太上皇-皇帝”的二元皇权结构，如北伐前夕太上皇曾对孝宗言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来训斥孝宗，试图阻扰孝宗的北伐大计。这无形中削弱了主战派能够获取的资源整合与战略实施的连贯性。太上皇赵构通过所控制的枢密院与御营司体系，将兵权收归朝廷后，使得孝宗名义上掌兵，实际上却受制于太上皇所遗留的官僚网络与财赋军资的调配原则。而且，后勤体系由太上皇所亲官员掌控与国库空虚的现实，导致了李显忠、邵宏渊大军进入金境后被迫因粮敌境，而敌境早因旱灾与战事将起而致府库迁移一空，最终士卒乏食，溃于符离。

1）隆兴北伐的舆论绑架：孝宗初年主战，以图武功比肩唐太宗与张浚的烈士暮年心态的交互作用。

2）技术性败因：李显忠、邵宏渊二将后来的矛盾与南宋官方对将士出征的因粮于敌境、而又不许伤害到敌境平民的资实困局。

3）诏旨不由三省枢密院而以内侍密诏方式直达诸将的违制与朝廷对张浚进行的道德绑架。

4）李显忠坚持奉帝打下南京再取旨的密旨而轻敌冒进，因此与受反对派拉拢的副将邵宏渊临战背离最初合兵之意，其子邵世雄与部下甚至擅离宿州城弃战而去。

5）符离兵溃的责任划分：隆兴北伐决策机制的特殊性与财政运作的深层次矛盾，对隆兴北伐的责任框架作出如下结构性认定：

(1)决策层级的“暗箱政治”本质：首先，孝宗对二将的私相授受：据张抡《李显忠行状》等史料记载，孝宗绕过三省枢密院而密令李显忠、邵宏渊打下南京再行取旨。这种“内批指挥”导致两大恶果：宿州战前，受太上皇控制的户部坚称“未闻朝廷有用兵旨”，拒发钱粮；枢密使周葵在兵溃之后，才得见孝宗命出师的手诏，惊呼“安有讲和而忽议战者！”而都督张浚奏乞用岁币应副使用，诏令左藏库将见桩管岁币银二十五万两先次降付都督府充江淮军费。

其次，都督府被架空处境：张浚虽挂名都督，实则在太上皇严命宰执不许对金主动用兵的条件下，孝宗通过御前金字牌直通李显忠、邵宏渊等前线将领密令出兵前命其打下南京再取旨。张抡《李显忠行状》中谓都督张浚对李显忠、邵宏渊的“授权不专”之指责，实为体制性失语——张浚实际无权委任大将。

(2)军费悖论的制度性溃烂：孝宗于皇家私库即内藏库尝拨付军费四百五十万贯，但《玉海》卷一百八十六载，其中三百万贯被挪作修茸太上皇所居德寿宫。这便解释了户部侍郎钱端礼坚称国库空乏，前线军人却斥有司吝财，实为皇权财政与军需支付权被撕裂。

(3)责任框架重构：决策责任：孝宗（占40%）：违反“兵符出于枢密”的祖制，私密战争动员导致后勤体系脱节与二将无有军食与后援。李显忠（占25%）：为固宠邀功，疏忽或隐瞒金军以二十万生兵来援的实情，且贪墨宿州缴获敌资不与劳军，以致军心溃散；三省枢密院（占15%，包括都督張浚）：对于太上皇苟且偷安的集体沉默，纵容皇权越界，而知枢密院事周葵事后承认“畏祸不敢诤”。

执行责任：邵宏渊（占15%）：纵容部属与其子邵世雄弃战与抢夺宿州库银引发兵变，并非单纯畏战。户部（占5%）：户部坚持“非经廷议不支”的官僚主义，拒绝应急调粮。

(4)历史镜鉴-暗战模式的致命性：由于孝宗通过宦官张去为等内侍传递密旨，导致淮东总领朱夏卿不知大军动向，未设粮道；湖北漕臣沈介仍按议和状态输送物质至陈蔡旧界。这导致前线将士军需物质匮乏，引致邵宏渊部士兵哗然，不愿参战，故为金生力军所乘。

二、张浚生平功过的再平衡

1、突破传统史观的三个维度

1）从勤王复辟勋臣到朝廷因陷于战和的结构性困境中的承责者的身份转换。

2）主战不等于冒进：其经营川陕的长期战略价值被有意漠视，而吴玠、吴璘兄弟的蜀口防御体系的构建，实赖张浚早期的奠基。

3）所谓富平失律、淮西兵叛与符离兵溃，实为君主专制突破官僚制衡的恶果。辛炳、常同等将富平失律归罪张浚，左丞相赵鼎将张浚罢刘光世兵柄导致郦琼驱众北降，与张抡将隆兴北伐失败归咎于都督府授任不专，实为曲笔回护最高统治者高宗与孝宗的投降本质。元代史官以程朱理学为纲，强调君臣大义，故将张浚塑造为忠而不智、志大才疏的抗金将相，以模糊并淡化光尧、寿圣二帝投降派的本质。今若从符离兵溃中二将失和，与督府授权不专的表层叙事来作成败判定，则遮蔽了自徽宗政和元年以来，将御笔比同圣旨的皇权扩张与制度逐渐消解的深层危机。这些战事所暴露的，恰恰是士大夫阶层所竭力维护的共治理想在现实中轰然崩塌。

2、历史定位的再表述

1）身份重定义：张浚是南宋初士大夫主战派的领袖，但同时也是个悲剧英雄。他矢志抗金，却需要克服权贵集团的阻扰和破坏。

2）矛盾性总结：张浚作为文臣，是一个试图用文人手段解决武将问题的主战派领袖，一个用理想主义对抗残酷现实政治的务实者，一个被皇权工具化的殉道者。

3）关于张浚的功过是非，实为南宋初期结构性矛盾的缩影。张浚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为国家民族的生存，维系着一个民族抵抗外辱的伟大事业。若以富平失律、淮西兵叛与符离兵溃来苛责，这不仅是对奋发忠贞的个体的不公评判，更是对历史的复杂性的公然漠视。唯有将张浚置于“军权-相权-将权”的三维棋局中，方能理解其每一步抉择的沉重与无奈。

尼采哲学挑战传统，强调个体视角与选择，认为真理和道德相对，甚至认为历史没有真相，只有视角。而我们所追求的历史真相，往往隐藏于多重史料的裂隙中，只有经由广泛的涉猎与仔细的研判和推敲，才获得历史事件的部分真相。

张浚的历史宿命及其意义，在于他浓缩了南宋政权最根本的困境——在生存焦虑与合法性诉求之间，在集权需求与地方现实之间，永远无法达成稳态平衡。

历史评价的终极不公，不在于替古人翻案，而在于还原他们身处皇权的枷锁中依然奋力起舞的真实身姿。若以现代标准衡量，张浚堪称南宋版的“温斯顿·丘吉尔”，既有力挽狂澜的决断，也有战略误判，但终究是危局中不可或缺的领导者。唯有将其置于宋金战争、皇权重构与文武博弈的三重语境中，方能窥见历史真相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