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祐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黨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于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楊時）之進，又由於蔡京。波闌相推，全與荊公無涉。至於龜山在徽宗時，不攻蔡京而攻荊公，則感京之恩，畏京之勢，而欺荊公已死者為易與，故舍時政而追往事耳。

悲夫！始也群臣共為一黨為抗君，終也君子小人各自為黨以求勝，糾紛決裂，費時失事。至於易世，而猶不知止，從古以來，如是而不禍且敗者，有是理哉？公昔言于仁宗，謂晉武帝因循苟且，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棄禮義捐法度，後果海內大擾，中國淪于夷狄者二百餘年。又謂可以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過此則恐有無及之悔。由此觀之，則靖康之禍，公已逆知其然，所以苦心戮力，不畏艱難，不避謗議，而每事必為者，固公旦天未陰雨綢繆牖戶之心也。而古今議者，乃以靖康之禍歸於公，毋亦秦人梟參夷之習未亡乎？

禍宋者實惟蔡京，而蔡京之得躋顯要，汲引之者誰乎？非荊公而溫公也。溫公欲廢募役法，複行差役，群僚頗以為難，京五日了之溫公賞其才，遂加委任。若援舉主連坐之律，則溫公得毋亦有不得辭其咎者耶？夫溫公亦賢者也，吾固不敢學史家深文周內之技，以京之禍宋，府罪于溫公；獨奈何山膏善罵者流，乃反以府罪於與京風馬牛不相及之荊公也哉！

據朱勝非《秀水閒居錄》所云，趙鼎起於白屋，而胡寅所草贈誥趙鼎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制書，則知朱勝非所言不虛。趙鼎祖上皆高尚不仕，自唐末徙居河東聞喜之後即專事農耕。一旦得志，便痞俚之態盡顯。而因為祖上薄有田畝，國家徭役可以命家奴代充而無需親服州郡徭役。王安石變更舊法，改行募役之法，非官戶可免徭役之家，皆須向州郡納錢以充僱人役使之錢。因此這筆支出於趙鼎這種小地主之家頗是負擔。故此一旦有機會，趙鼎便首先論王安石募役法為惡法，提出此法之人為惡人。加之姻戚范冲乃元祐寵臣給事中范祖禹之子，自紹聖改元之初，家族便頓失權勢，成為朝廷之罪臣，范祖禹被流致死，兄弟子侄被禁錮，所幸在元祐嘗為數百人求官時收受了不少銀錢，以致歷經三十年餘年且在易代之後，其子范仲熊仍能被金人視為洛陽土豪。同時也是成都土豪之權貴代言人。以此之故，趙鼎建炎中首奏乞奪王安石之裕陵配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