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為何朱熹《張魏公行狀》被復旦陳思和教授譽為兩宋三百年第一行狀？
(2022-11-06 09:3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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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杂谈 |
復旦中文系的陳思和教授將兩宋三百餘年間的長篇行狀做了一番梳理，認為蘇軾《司馬溫公行狀》、朱熹《張魏公行狀》和黃幹《朱子行狀》為古今行狀之頂峰，無有能出其右者。當然，宋代文章大家輩出，唐宋八大家中就有六個人是北宋的官員，陳教授這麼認為也這不足為奇。
聊聊百餘字，記述了張浚登第後不走權貴們路，甘願到邊遠的山南府去做士曹參軍，其在任上在對待犯罪的囚徒的仁愛之心，躍然紙上，以致屆滿，郡人皆願自己的案子歸張浚去審理，而軍民歸心。
至於張浚的畢生事業，可稱述者眾，但朱熹在行狀中亦有所取捨。其主要的有：
公自幼即有济时之志，未尝观无益之书，未尝为无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尚友，讲论当世之故。闻四方利病休戚，辄书之册。至一介之贱，亦曲加询访。在京城中，亲见二帝北狩，皇族系刼，生民涂炭，誓不与虏俱存。委质艰难之际，事有危疑，他人方畏避退缩，则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动其心。南渡以来，士大夫往往唱为和说，其贤者则不过为保守江南之计，私幸目前无事，而卒莫知其为大变。公独毅然以虏未灭为己责，必欲正人心，雪雠耻，复守宇，振遗黎，颠沛百罹，志踰金石。晚复际遇，主义益坚。虽天啬其功，使公困于谗慝之口，不得卒就其志，然而表着天心，扶持人纪，使天下之人，晓然复知宗社为祖宗付托之重，人民为祖宗培植之遗，万不可以宴安贻祸者。公以中国之所以异于夷狄，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而得其秉彝之正，其格君之隐，岂不昭然共鉴哉！而其功烈之盛，亦岂可胜言哉！
朱熹在這段三百餘字的評述中，述及張浚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業。反對與金人構和的態度堅決、旗幟鮮明，在國家危難之際挺然身任，不以死生動心，這很少人很夠做到。其愛惜人才，獎掖後進，孜孜不倦。至於“ 正人心，雪雠耻，复守宇，振遗黎，颠沛百罹，志踰金石。”正如岳柯所謂惟張魏公一人而已。最為重要的是，在論及張浚蒙受不白之冤後不自申辯，為的就是“秉彝之正，格君之隐”竟然詔然共鑑！
可惜的，寫的這麼好的一篇行狀，朱熹自己說是按照南軒所述做的，而四庫館臣則直接說這篇行狀本來就是南軒做的，但是南軒之弟請朱熹編次張栻文集時，朱熹把張栻文集中的這篇稿子刪掉了。只留自己所作的《張魏公行狀》，所以陳思和老師便說朱熹作為強如蘇軾。
後來朱熹自言，張魏公行狀中的史料與光堯、壽聖皇帝二朝實錄煞不相同，不曉得是自己忘記了曾經說過張浚有“秉彝之正”，又有“格君之隱”，主動替君父承擔過惡之名，而國史屢經趙鼎秦檜湯思退史彌遠等人竄修，真實的到底是張魏公行狀所言還是光堯、壽聖實錄為準？值得商榷商榷。
問題是，陳思和教授居然不以蘇軾這個天下第一文章大家的《司馬溫公行狀》竟然沒有朱熹的《張魏公行狀》寫的好，這是陳思和老師的偏愛還是別的因素？為此，我特地找來蘇軾大作《司馬溫公行狀》的確不及朱熹《張魏公行狀》寫作有條理，文采也是朱熹《張魏公行狀》稍勝一籌。
蘇軾與司馬光有二十年的交情，因此他寫司馬光行狀不需要司馬康給行述，大家本來就很熟悉了。元祐初司馬光為丞相時曾經一度有面請蘇軾為作墓誌銘，但當時蘇軾預見到了司馬光和自己皆會受到朝廷的斥責，以為自己做墓誌銘會給司馬光子孫帶來禍害，因此便當面拒絕了。司馬光死後，司馬光的兒子們就不得已另找他人為墓誌銘。不過，司馬光既然面請過，蘇軾還是勉為其難的做了這篇行狀。問題是，蘇軾的文章只記述了司馬光的行事，行文之間隱隱透露出司馬光是個狠人，跟其祖先盡誅曹魏宗室之狠有得一拼，也許是司馬光不用蘇軾兄弟的一點私憾吧。蘇軾文章沒有說司馬丞相有大功於國，但說的資治通鑑得神宗賜名與御筆為序，其他則無可稱述者。
反觀朱熹寫的張魏公行狀，從張魏公少年時期的壯舉到晚年的再度得君，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文字典雅優美而不浮誇。比方，說張浚早年的政績，則謂：
公中政和八年进士第。知枢密院事邓洵仁，蜀人也，与雍公有雅旧，谓公来见，当处以编修官。公竟不答。调山南府士曹参军以归，奉版舆之官。山南大府事多，帅重公才识，悉以委焉。公为区处，细大各有条理。治狱明审，务尽其情。至狴犴木索，沐浴食饮，亦必躬历之，寒暑不废，以故军民归心。讼于庭者，皆愿得下士曹治。其受输尽去旧弊，使民得自执权概，人又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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