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張浚傳論第一部《家世,首義勤王與鏖战川陕》序論節錄：
(2022-07-23 21: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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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杂谈 |
張浚傳論之第一篇《家世，首義勤王與鏖戰川陝》
目
序論節錄：
四、為君主隱惡與張浚功過之思辨
古代史官秉筆直書的歷史文本，不隱惡，不諱言，善則褒揚，過則鞭笞，不以尊親黨友而諱其過，不因讎隙怨怒而隱其善，是我們獲取古代歷史人物與事件確定性的依據。但於南宋中興時期的史料而言，可資依憑者，惟《宋史》、《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和《三朝北盟彙編》等官私史籍和一些私家墓誌碑銘。《宋史》雖為官修，但最後出，卷秩繁富，卻又倉促成書，故負剪裁失當、事例不精之譏，是二十四史中繁蕪雜亂之最。李心傳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雖然專錄高宗一朝史實，但圉於蜀人對川中抗金所作的犧牲而無所得的當時認知，對於川陝宣撫司的建立以及最初的抗金活動多所貶議。加以李心傳其父李舜臣在紹興末時曾上書張浚，而張浚既不能用說，亦不能舉其人，故此頗銜之。李心傳在記載張浚殺曲端一事上既曾變更殺曲端日期，又於抗金事業上頗有建樹之蜀籍功臣武將略而少書，以其宣撫之來，蜀民從此日益窮困之故。徐夢莘作《三朝北盟彙編》雖不主一端，但於史料採摘上無所辯證，又不述及其人事關係，黨派、裙帶，概無所涉。而且，三書皆不論及南渡之後宗室后黨對於朝廷大臣任免的干預。如建炎初之李綱入相，紹興四年之趙鼎為參政，以及紹興八年孫近、紹興十一年范同為執政，背後都有權貴利益集團的代表皇叔趙士的極力舉薦。由是我們看到了紹興八年趙鼎在和戰之間的搖擺。而在《宋史·趙鼎傳》等相關史料中，沿用的是趙鼎“某為張德遠所知，同升廊廟”之說。由是，對於趙宋南渡之後的人物與史實，如果僅憑屢因個人喜好而被篡改的歷史文本的言說，以求取其確定性，則無異於緣木而求魚，入水而攬月，必將徒勞無功。
歷史文本所記錄的史實的確定性缺失，是歷史研究中探究真相的一大障礙。因此，古人在傳述前人所撰輯的史料文本時，大體有兩種解讀方法，即左氏所奉行敘事法與公羊學派所推崇的演繹法。左氏以充分詳實的事件描述，來傳達古代史料所隱含的原委。公羊學派則推究文字材料中的微言大義。這種解釋古代經典的方法，發展到漢代儒生手上，便形成了極具時代特色的章句之學。
宋興，士大夫最初有一個相對寬鬆的治學環境，士大夫亦很少因為言論遭到朝廷的制裁與懲處。但這種境況，到神宗熙豐與哲宗元祐、紹聖時期，便有所變更。新黨與舊黨交替執政，兩黨輪番打壓持異議的朝臣與學者。士大夫的話語環境，也因此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實錄，便不知被反复修撰篡改過多少次，而執其事者，往往為了避免被禍，會特意將一些重要的事件及其背後的因依故加掩飾，或者直接忽而略去之。南渡之後，朝廷勉強苟存，故此不設史志。紹興三年，朱勝非復相，因此始創史官。趙鼎為相，大引親黨如姻親范冲執掌史館，又以所親為起居與修撰職官，因此，其於己有利之事則記之，於己不利之事則略之。其後秦檜得政，以其子秦熺執掌史館與《日曆》之修撰，紹興十四年四月初六日更奏請下詔禁民間修史，而皇帝趙構謂民間野史尤為害事。因此之故，與秦檜異議的趙鼎、李光等與士大夫往來書函大凡涉及時政者，不得已皆被其子弟焚毀，而李光則因其私史有所流傳，而致二子皆被秦檜黨羽羅織罪名折磨致死。這是南宋一朝史實被掩蔽和篡改的鮮明見證。
然則，在編撰這部以張浚生平仕履功業為中心的傳論的過程中，時常會受到這樣一種發自內心的拷問：即我們內在的良知和是否應該遵循傳統的為尊者諱的教諭之間矛盾衝突。孔子刪《詩》《書》、制《禮》《樂》、序《春秋》，所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便是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這一態度在後世儒家禮制與文化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然孔子之所以提出這一避諱原則，出於當時禮崩樂壞，王室衰微，諸侯侵淩周王，此皆周王室之恥。而無故受恥，人所不欲，故聖人為之諱。然西漢經學大師董仲舒門人司馬遷曾引述董仲舒之言，謂《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又說《春秋》譏天王以致太平。考孔子之所謂諱，並非對於君主的過錯一概避而不言，孔子就曾稱讚秉筆直書的前代史臣董狐以其書法不隱為古之良史。我們知道，諱是孔子表明自己對於史實的態度，以明其尊尊、賢賢、親親之義，君王有恥而不忍明書，此孔子之忠厚。故於《春秋》之中不虛美，不隱惡，獨於字詞間斟酌以示褒貶，諱中見直而已。但後世史家迫於政治壓力，不敢直書君王失德無道之事。而南宋高宗、孝宗這樣一對亂世苟安、忘仇匿怨、認賊為父的父子皇帝，被一群當時佞臣吹捧為光堯、壽聖。而矢志抗金，百折不回的抗金統帥張浚，卻被當時朝廷構陷污衊有富平、淮西、符離三敗事之罪臣。這種黑白顛倒的史傳卻可以中貫穿歲月，以致後世學者竟有認定高宗仁德、孝宗勵志的當時有為之君。
如果遵循尊尊、賢賢、親親並為之諱言過惡的先聖訓諭，並援用固有的舊史陳說，我們自然不必直面有彰君上過惡的指責。但在歷史中的高宗趙構和孝宗趙昚，事實上並非士大夫們心心念念期待的聖主明君。紹興四年秋湖北京西宣撫司軍事參議、泰州軍事判官朱夢說致書中司辛炳，指陳皇帝趙構一朝“尚禽色之荒，多無用之物。二聖播遷未還，中原陷沒未複。上無賢相，朝乏賢臣。”而孝宗淳熙二年閩人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以二事：一謂“妃嬪滿前，聖意幾於惑溺”，一謂“策士之始，士以談兵為諱”。此皆直言當時君王失道喪德、無意恢復之顯著者。而高宗、孝宗父子相繼寵任奸賊小人，疾惡功臣、誅廢抗金將相，矢志抗金而雖折不回之李綱、張浚、岳飛、劉錡或廢或誅，有勤王之勳勞的朱勝非、呂頤浩閒廢以卒，於國有大功的韓世忠、吳玠兄弟、劉子羽等先後鬱鬱閒廢以死。大功廢於垂成之際，宗廟淪於敵國之境，二聖亡於漠北，骨肉死於非命，而乃恬墮猥懦，坐失事機。其偷安忍恥，匿怨忘親，豈止當時志士扼腕切齒，亦不免萬世之誚。而若以此即一仍舊說，謂高宗、孝宗便為聖主明君，光堯壽聖，非但有違作史直書之訓，亦有遺害後世之罪。此豈不有違史家內在的良知？
因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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