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丙寅，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故相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偽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如敢妄議，當寘典刑。”

先是，丁憂人前特進、和國公張浚奉母喪歸葬於蜀，行至荆南，會星變求直言，張浚以為金决於數年間求釁用兵，當為之備。又沈該、万俟卨為相，無以厭天下望，乃奏。大畧曰：“嚮者講和之事，陛下以太母為重，幸而徽宗梓宫亟還，此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臣貪天之功，乃欲剪除忠良，以聽命於敵，而隂蓄其邪心，故身死之日，天下相慶，盖惡之如此。坐失事機二十餘年，有識痛心。且夫賢才不用，政事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受命於敵，適足啓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中也。今未絶其和，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别曲直逆順之理，則事必有成。帝出張浚奏疏付外。宰執沈該、万俟卨、湯思退見之大怒，以為敵未有釁，而張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或笑以為狂，於是，沈該言：“嚮者，講和息民，悉出宸斷。遠方未必知，謂本大臣之議，懼後用兵。宜特降詔書，具宣此意。遠人聞之當自安矣。”沈該所以如此進言時，以身為大臣，不想為皇帝趙構所作罷戰彌兵、誅廢主戰將相的決策而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