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宣宗貞祐二年，金經過一番內亂之後，北方迫於蒙古人不斷南侵，乃謀遷都洛陽，朝議久而不決，金主乃遣使責南宋二年之歲幣，而真德秀上疏請與金絕交聘，且不复納貢。其《欽定重修大金國志》曰：

宋臣真德秀請與我絶使，又再至宋，迄不予。直院孫大鼎再入疏，其辭曰：

古今殊時，事勢亦異，論事不如論意。竊惟太宗命莊武太子之伐宋也，初至汴京而回。忠獻再往，極其智巧，脇之以威，誘之以術。夕慮朝行，謀始謹終。考其設施，大略有三：

汴京既克，不忍肆兵。誘之使至，始行廢奪，召其羣從子弟，布置耳目，搜録無遺。惟懼顚木之有由蘖，將終為國之害，不思康王遁於河北。大軍既返，宋號復興。天時方暑，未可回轍。秋風稍勁，忠獻以三千騎徑由山東以趨淮甸，兵至揚州，垂得而復失。續遣忠烈王越江窮追於海隅，以乘桴而不及，勝負相當，勢始可慮，此其一也。

宋既有主，兵交未巳。汴洛陜西，是為故區。忠獻懼百姓之難結，政化之難敷，故先王張楚，次立劉齊。若果爭必取，則復立靖康君，使之相持而南自弱。謀未盡行，忠烈繼之，鋭意取江南，計議歸三京，以誘其將兵於平地，彼保江則河必虛，彼若不守河，是我嘗歸之，而彼自委棄，在遺民當自歸曲於其主，此其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