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式执法”频见呼唤行政程序法

杨 涛

近段时间，记者陆续接到多家社康反映，遭遇到社保局的“钓鱼执法”。 经统计，社保局对社康中心进行“钓鱼执法”的时间多为今年五六月份。针对深圳社保局“钓鱼执法”事件，社保局不愿做正面回应，仅告知记者社保局会向医保处了解，在掌握相关情况后，会直接向公众公布。（《齐鲁晚报》）

 从西安市某派出所在对嫖客搞抓到组织卖淫的“钓鱼式执法”，到上海交通执法部门对司机搞“钓鱼式执法”，再到今天的社保部门对医生搞“钓鱼式执法”， “钓鱼式执法”已经成为行政执法部门屡试不爽的执法利器，我们的社会俨然开始进入全民“钓鱼式执法”时代。

  早在上海市高调处理交通执法人员“钓鱼式执法”事件时，我就预言，这种处理只具有个案意义。执法难，执法人员坐等违法当事人自首更难。不愿意多下工夫、不愿意多想办法的执法人员对于“钓鱼式执法”情有独钟，这种执法方式来得简单、快捷、方便，既能抓“现行”，又有“钩子”的证言，可以多快好省地让行政机关人员“致富”，案件又能呈直线上升，让他们放弃“钓鱼式执法”，一个字，“难”！

  何况，就是处理了这些违法的上海交通行政执法人员，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其他国家机关的行政执法人员不会步其后尘，就是上海的行政执法人员都汲取了教训，但是广东、北京、江苏等各地的行政执法人员呢？即使我们再一道禁令，严禁各地的行政执法人员搞“钓鱼式执法”，但是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特别是公众能制约权力的机制作保障，面对“钓鱼式执法”所能获得的巨大利益，谁敢保证行政执法人员不会铤而走险呢？

  我们知道，在法治国家，对于“钓鱼式执法”是有法可管的。在国外，规范行政权力、行政执法程序等一系列行为的法律是“行政程序法”，法律明确了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中应当遵守的正当程序，对于那种明显是带有诱惑他人违法犯罪的“诱惑取证”、“警察圈套”，法律是明确禁止和否定的，由此获取的证据会被法庭排除，而行政执法行为本身也被认为不当和可以撤消的。

   而在我们国家，对于诱惑取证根本就没有相关的法律规范。其实，诱惑取证分为两种，一种是“暴露型”，也就是违法犯罪嫌疑人本身有犯罪意图，警察所做的只是让其意图暴露出来，比如某一毒品贩子手中有毒品急于要找买家，警察得知后以买方身份与其取得联系；另一种是“诱使型”，也就是违法犯罪嫌疑人本身并没有犯罪意图，警察制造条件、采取行动诱发其产生犯罪意图，比如警察并不知道谁在贩毒，便四处放风说要以高价买毒品，有人因此铤而走险去买来毒品转而卖给警察。前一种，许多国家执法人员都在采用，因此，我们也可以借鉴使用，但必须规范；而后一种，就是我们常说“钓鱼式执法”，是为各国所禁止的，我们也应当立法加以禁止。

     对于规范行政权力，将行政权力关进“笼子”里的《行政程序法》，在我们国家根本不见踪影，甚至根本就没有提上立法议程，而不久前全国人大审议的《行政强制法》也没有禁止“钓鱼式执法”的内容；在地方层面，对于“钓鱼式执法”也没有看到相应的法规和规章加以规范，正在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河南省行政机关文明执法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同样不见相关规定。看来，要让“钓鱼式执法”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我们呼吁《行政程序法》尽快提上立法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