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昭 | 命题成讖：一种神秘的力量召唤着考官

科举命题是官方人才观的具体呈现，也引导着士子的为学方向，故历来为朝廷所重视。明代考官命题阅卷，礼部对此也时有警诫，洪武二十四年，强调“凡出题，或经或史，所问须要含蓄不显，使答者自详问意，以观才识。”这主要是针对第二、三场的论、策命题而言。正统六年，“令出题不许摘裂牵缀，及问非所当问”，这是从命题的题型上要求命题考官保证经典的完整性和严肃性。嘉靖十七年题准，考官于会试校文时，对“引用庄、列背道不经之言，悖谬尤甚者”予以黜落处分。这是要求考官对考生卷中出现悖离儒家思想的老、庄思想予以贬斥。

礼部的告诫只是强调命题与经典之间的关系，为命题限定大方向，而明代考官在命四书题时，有时却是一手二牍，目送手挥，指桑骂槐，借题发挥，把明代的政治生态暗寓于命题行为之中。有的命题者忠实于经典，揣摩者则心有别解；有的命题者别有用心，士大夫与士子也是心知肚明，由此演成了一种政治生态。

明代的科目“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但被截取的语句已经脱离了四书五经原典的整体语境，如果完整地截取某章、某节，其题意可能保留了原典的含义；但如果截取某几句或某一句为题，题目的意旨则可能会偏离原典。比如，以“学而时习之”全章为题，要讨论的就是君子如何通过学习而务本的问题；如果截取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为题，则主要讨论在“时习”；如果截取“有朋自远方来”为题，则应讨论个人的道德修养如何吸引远方的朋友。截取的部分不同，论题的中心自然也就不一样。

考官究竟以什么为根据来进行选取四书五经的内容，这其实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的。一般来说，考官不会漫无目的地在四书五经里随意划出语句作为题目，其命题总有特定的目的。他对四书五经的某部分感兴趣，都与他的特定的心理定势相关。

建文元年，应天府乡试主考官为侍讲方孝孺，副主考为少卿高逊志，此科四书文的三题是：《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考试结束后，主考官方孝孺在《建文元年京闱小录》的序文中表达“将见仁人君子为时并出，辅成宽大之化，养育黎民，登于太和，以传助于无穷”的愿望。方孝孺所命之四书文题，其第三题历来被认为是别有用意。关于此题，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有“场题成谶”条：“建文元年己卯，应天乡试，首题为《可以托六尺之孤  一节》。是时燕邸靖难兵已渐动，衡文者有意责备方、黄诸公耶？抑偶出无心耶？即云无心，与时事暗合，亦不祥甚矣。”沈德符不知道此科应天乡试主考正是方孝孺，故把这一命题理解为主考官旨在责备方孝孺。如果此时方孝孺已经得知朱棣靖难之兵已渐动，则方孝孺之命此题，正为深忧时局、激励正气。上海图书馆藏本《建文元年京闱小录》的收藏者、著名藏书家莫棠指出，此《小录》得以幸存流传至今，是因为上天有扶植名教纲常之意：“若是录则主试即为方正学，而举首刘政与桐城方法皆以靖难致陨，岂非天之所以扶植纲常名教者，虽此类之微，亦使不绝于人世。”刘政，江苏府吴县人，为此科解元；方法，安庆府桐城县人，中此科第一百九名。从方孝孺对刘政之文的批语来看，他取刘政为第一名，是寄以厚望的。《小录》中选入的四书义程文是第一名刘政的《可以托六尺之孤  一节》文，方孝孺在文末另加批语：“此群鸟之孤凤，他日必有益于纲常者，当虚左以处之。”上海图书馆藏本《建文元年京闱小录》于刘政之程文处有眉批：

明郁衮《革朝遗忠录》载：“政字仲理，己卯以春秋发解，京闱第一，考官侍讲方孝孺得其文，惊曰：‘此他日临大节而不可夺者也。’批之有‘众鸟中之孤凤，君当虚左以处之’之语。……太宗登极，孝孺被戳，政悲忿不食死。”

我们不能确定方孝孺的命题是否别有用心，但不妨这样理解，方孝孺于建文帝即位之初，对时局之严峻有深深的忧虑，这一命题正是表达了他的忧虑，当然也存在着通过四书文的命题去唤醒、激励考生的正气的可能。而刘政的文章也确实不负所望： 

今有人焉，其才足以有为也，其德足以有容也，可以为社稷之臣，可以受付托之任，此其可以辅幼君也。施政教以治万民，位高责重而不以为难；立纲纪而理庶务，国大政繁而不以为扰，此其可以摄国政也。至于临利害之时，虽吉凶荣辱系于须臾，得失不足论焉；遇事变之际，虽刀锯鼎擭加于先后，死生有不足较焉。此其节操至于死生之际而不可夺也。其才既可以辅幼君而摄国政，其节至于死生之际而不可夺，则可谓成德之士矣。

对于《论语》所引曾子的这段话，朱熹的注解是：“其才可以辅幼君、摄国政，其节至于死生之际而不可夺，可谓君子矣。”才、节兼备，即可称为君子。刘政此文正是依朱注而展开论述的。而方孝孺注重的是“节”字，刘政文中的“遇事变之际，虽刀锯鼎擭加于先后，死生有不足较焉”正是后来方孝孺的写照。故后人有方孝孺“此他日临大节而不可夺者也”的叹语，或视方孝孺所命此题乃是不祥之谶语，也是事出有因的。

永乐元年癸未科，应天乡试主考官为胡广、王章，其四书文首题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题出自《论语·八佾》第十四章。孔子这里所说的“二代”指夏、商。胡广之命此题，或许也有时局之用意。如果把“二代”理解为洪武、建文，那么，题中之“周”不正是永乐朝吗？“吾从周”者即是对新朝之拥戴也。我们当然没有必要作这种穿凿的附会，但从题目寓意来看，《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之题，正与《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之题耸然对峙。

方孝孺与胡广，他们不一定以命题去影射特定的政治，但他们对题目的选择、确定，则与他们在特定的政治生态中的位置和动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