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昭|四书文是命题暗网的主战场
(2023-01-20 16: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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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昭 | 明清考场暗网之二·四书文是命题暗网的主战场
明代的乡试、会试都是分三场来考试的，三场采用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考核目的。第一场是七篇八股文，前三篇的题目选自《四书》，称为“四书文”，后四篇选自《五经》，考生可以在五经中任选一经去参加考试，称为“占经”，每经出四题，故后四篇称“五经文”。八股文这一文体的目的是考核考生对儒家义理的认知、领悟程度，属于政治思想考核。第二场的文体是论、表、判，考核的是考生的行政公文写作能力。第三场的考试文体是策，考核的是考生的“政术”，即考生的行政管理理念，也包括考生对经史传统的看法。科目的设立具有鲜明的现实事务指向。如果从考试文体与现实事务的关系来看，第三场和殿试所试策问是最为敏感、直接的。策问的出题可以包括君道、臣道、事功、用人、理财、人品、士风、书史、兵政、时务等题。朝廷出于解决现实时务难题而设计策问，并要求考生直陈己见，不必顾忌。譬如万历帝长年不上朝，对臣下奏章也多不予批答，万历三十四年浙江乡试主考官张邦纪的策问提出问题：“皇帝批答臣下奏章，是各级行政部门得以正常运作的关键。现在皇上不上朝，我们有多年听不到他的声音，这样的政治程序还能维持吗？”考生也直陈己见：“皇上批答，关乎国计民生，为什么要闭塞这一路径呢？”相比之下，首场八股文命题的现实指向就不像策问那么直接。题面取自四书五经，题意来自原典，但命题是否具有现实指向，其现实指向究竟是什么，有时候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明世宗晚年忌言“死”字，去世的前一年（嘉靖四十四年）会试，主考官高拱出了这样一道题目《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取自《论语·子张》第二十五章第三节：“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此节是子贡称颂他的老师孔子，说孔子如果能当上诸侯或卿大夫，老百姓一定会响应他，孔子安抚的话，百姓就会投奔他；孔子动员的话，百姓就会附和他。题目本身没什么问题，属于正能量，但这两句的下文有“其死也哀”。世宗仿佛看到暗网中黑潮涌动，怀疑考试题目之下隐藏着某种恶意的诅咒，于是大怒，准备重刑处罚主考官高拱。世宗向当时的内阁首辅徐阶确证这道题目的下文。徐阶知道世宗的猜疑，只是回答说：“臣年老健忘，题目的下文我没记住，只记得题目的上文提到臣下的名字。”题目的上文有“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于是世宗明白高拱之命题出于无心，怒意顿消。命题与暗网之间的不确定性，是政治隐喻得以形成的基础。首场的四书文与五经文都采用分股的形式，都称为八股文，但四书文与五经文的考核目的却有明显不同，如果说，四书文考的是“思”（思想），那么五经文考核的就是“学”（学术），虽然这种区划不是那么绝对，但四书文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显然更加密切，因而四书文就成为“命题暗网”的主战场。首场四书文三篇，一般是《论语》一篇，《大学》或《中庸》一篇，《孟子》一篇。《孟子》题一般都在第三题。利用命题以进行影射的情况一般发生在第三篇《孟子》题上。其原因何在，我尚未找到证据。只能推测，《大学》的崇正、《中庸》的睿智、《论语》的温仁，使命题考官不忍或不敢拿来戏谑。《孟子》的好辩正好是智力游戏的实验场。就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把《四书》《五经》的正文变成一出出政治隐喻剧的台词。本来，四书文命题，其目的在于考核士子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朝廷对考官命题的要求是：“出题校文，须依经按传，文理纯正。”但是，当考官在命题时，“一手二牍”“目送手挥”，在依经按传的同时关注时政世务，甚至进行别有用心的影射，其四书文命题就成了一个政治隐喻。有时，命题者无意影射，解读者却以意逆志，就像上文提到的明世宗对高拱命题的解读。沈德符说：“古来考试，以题讥人者，与见讥于人者，其出时未必有意，而揣摩者多巧中之。”这话应该是符合实际的。题文来自四书五经，在一般情况下，命题者着眼于经典本身的含义，即使是旨在谄媚或意在讥讪，命题者都不会昭示世人。故命题者是否有意，这往往是无法确证的。命题者无意，这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的确无意，只是揣摩者过度解读；另一种是虽无明确的故意，但在平时的政务中形成特定的关系，命题时或出于潜意识地倾向于选取四书五经中的某一部分，所谓“揣摩者多巧中之”，其依据或即在此。而有意的命题影射更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全文详见陈维昭《明代乡会试四书文命题与明代政治生态》，《明清文学与文献》第十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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