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借题戏谑：为政务压力找一个释放窗口|陈维昭
(2023-01-27 09: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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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科举与文论 |
借题戏谑：为政务压力找一个释放窗口|
陈维昭
（明清考场暗网之四）明代乡试、会试均为三年一科，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三年中只有一年没有科举，科举事务已是朝廷与各省的行政常务。科场牵连着官场，科场即是官场的一部分，科场文化成为官场叙事的一种方式。
随着科举在行政事务中的常态化，科举命题也逐渐形成为一种文化生态，一些命题形态的意义已经溢出科举的范围。弘治六年会试，礼部尚书耿裕知贡举，入帘即设大宴，太常寺少卿李东阳任主考官，与之争席，并有言语冲突。等到揭经命题之时，李东阳便以《伯拜稽首让于夔龙》为《书经》首艺之题，以御调笑。
明代会试，考官分帘内官与帘外官，帘内官指负责命题与判卷的考试官，包括主考这和同考试官。帘外官指负责考试事务的各种执事官，包括监临官、提调官、搜检官、供给官等。贡院的戒慎堂之前有门通向帘内，帘外官负责把考生的试卷送进去给考试官评阅。
知贡举为全面负责考试事务的官员。但在考试中，帘内考官更重要。据《明会典》，永乐七年，令会试考官，赐宴于礼部。并未提及宴请执事官。关于明代乡、会试入闱大宴的排座规定，《明会典》并未写明。据张位《词林典故》，会试主考官、副主考辞朝之日候于东长安门板房，礼部请赴宴，宴席上的座次排定是：正主考中席，礼部正卿在左席，副主考官坐右席，都属于上座，礼部亚卿及同考官坐下座。清代《科场条例》有关于乡试入闱大宴的排座规定：“乡试筵宴，正考官居中，副考官居左，监临高官居右，其同考各官俱旁坐。”可见在入闱大宴中，主考官的地位比监临等帘外执事官的地位高。这种规定应是沿明代而来。正因为如此，才有李东阳与耿裕争席之说。
从官阶来说，耿裕是礼部尚书，李东阳是太常寺少卿，从资历来说，耿裕为景泰五年（1454）进士，李东阳比他小17岁，比他晚10年中进士。耿裕于成化二十二年即代尹旻为吏部尚书，弘治元年（1488），召拜礼部尚书。李东阳在政治上大展宏图要到弘治八年（1495年）以后。但在会试这个特殊的场合，李东阳在大宴中按理应该坐于居中主位。但碍于耿裕的官阶与资历，李东阳最终还是让出了主位，但心里很不痛快，故于命题时即以《尚书》的“伯拜稽首让于夔龙”命题。题目取自《尚书•虞夏书》，记虞舜令众臣施政，令禹去治水，禹跪拜叩首谦让，把职务让给稷、契和皋陶（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轮到伯夷的时候，舜帝令伯夷担任祭祀礼官，伯夷跪拜叩首谦让，把这个职务让给夔和龙。（伯拜稽首，让于夔、龙），众臣表现出社稷为重的胸怀与诚意。
但这句话到了李东阳这个语境，味道就变得酸溜溜的。夔、龙虽为辅弼良臣，毕竟地位比伯夷低。这种居高临下的出让姿态，使李东阳感到快意。题目本身无损于《书经》的神圣性，但李东阳出题的语境与态度却于经典略有不恭。
这种命题的游戏态度一直存在于科举时代，清代乾隆间彭元瑞的命题游戏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翰林学士彭元瑞博学能文，督学江苏时，所出之题俱有巧思。乾隆八十万寿节时，彭元瑞出试八所学校，所命八题为《臣事君以忠》《彭更问曰》《恭则不侮》《祝治宗庙》《天子一位》《子服尧之服》《万乘之国》《年已七十矣》，八题第一字合成“臣彭恭祝天子万年”，为乾隆祝寿。他也曾以此藏头诗法以命题施恶谑，出试四所学校时，提调官王某，绰号王二麻子，彭元瑞命四题：《王何必曰利》《二吾犹不足》《麻缕丝絮》《子男同一位》。其视学浙江，所命之题被时人称为“触景生情，机趣横溢”，这只有在命题暗网的语境中才算是美谈。这种“触景生情”的态度，对于儒家经典来说，则不免有亵渎轻浮之憾，它已溢出科举考试制度之外而成为一种科举文化。清人之谑趣自是承明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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