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幸拜阅刘文孝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的艺术发展史》，颇感份量超常：一来是这部书的确打眼，洋洋70万字，厚达800余页的篇幅让人惊佩；二来嘛，在看惯甚至看烦了以阶级分析论为圭臬的各种“文学史”以后，“文学的艺术发展史”几个字似期待已久的星座，突然临空烛照，眼前不免一亮，心头不免一震。

的确，我们早就该有这样一部书了：为外国文学的发展寻找一种最恰切的诠释方式；为外国文学艺术在中国寻找一个较准确全面的定位；为广大读者树立一块客观公正地进入外国文学天地的指路牌……我们期待以久，在文学主体地位严重缺失的夹缝里翘首以盼。现在，老天终遂人愿，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学人的自觉探索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一年给我们带来了一缕璀璨的灵光。刘文孝先生及其同人以自己的方式为重新认识外国文学开辟了一条新路。正如该书《序二》的作者杜东枝先生所言：“本书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苏联的文学评论和研究的僵化模式。……重视对文学艺术自身的本质的述评。”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教学基本上都是在这样的泥淖之中蜗行的。以至于我们心目中的外国文学大师及其作品几乎完全以所谓思想性、政治性、阶级性确定，所甄选出来作为范本的经典作品、教学教材，其阅读价值除了社会学的取向外，大部分根本没有艺术上的意义。正如编者刘文孝先生所言：“文学史以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作为主线，这不仅取消了人类文学史生气勃勃、变化无穷的万千气象，更造成审美趣味的单调与停滞，结果是文学史的千篇一律。同时，只以‘现实主义’为正宗，必然把无法纳入‘现实主义’或不愿臣服于‘现实主义’的流派或作家排斥于文学史之外，甚至以‘反现实主义’之罪大加挞伐。文学史的萎缩就不足为怪了”。回想起来，评价文学发展史的这种陋见不知使多少人受害无穷，以这种观点为指针编写出来的教材和种种研究论著当然只能把莘莘学子当作可爱的傻瓜来调教。甚至使我们的部分外国文学导师也不得不闭上那只较明亮且接近现实的眼睛，让目光从生气勃勃的现代文学潮流面前绝不斜视地掠过。不敢看卡夫卡，不准读伍尔夫，不能提劳伦斯。长此以往，自然也就不知道《尤利西斯》所言何事，《百年孤独》为何孤独？

表面看来，这不过是文学研究的一种现象。但是，深入检视一下就会发现，这里面的问题相当严重。苏联的文学模式实质上消解了文学的主体地位，使千姿百态，气象万千的文学成了政治、阶级的附庸。在苏联，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许多优秀的作家艺术家被作为异端，倍受凌辱迫害，有的甚至被驱逐除国，至使这些人类灵魂的探索者不仅失去了创作的自由，更失去了祖国——这一肉体和灵魂的双重载体。不得不在世界上充当浪子，作为永远的过客。这种例子太多了：肖洛霍夫、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布洛茨基…… 可以说，这是人类的精神产品受到最严重侮辱的一种直观。最让人不可理喻的是，这块土地居然又是提出“文学就是人学”这一伟大文学观的土地。1928年6月12日高尔基在一次地方志学中央局的贺会致答词中绝不迎合地指出：“……我的主要工作，我毕生的工作不是地方志学，而是人学。”这是本世纪文学界最振聋发聩的声音之一。基于文学是人写的、写人的、写给人看的几个理由，高尔基高屋建瓴地概括出人类文学发展途中的一个最纯粹的概念。在《人的诞生》中热情地礼赞一个人的诞生，将其作为超越一切的伟大壮举。高尔基更在杰作《母亲》中赞叹：“人！这个字多么灿烂辉煌！这个字听起来……多么令人自豪！”就是这样一个天才的文艺观念，却被那块土地上的非文学因素消解甚至淹没了。文学没有成为认识人的艺术，反而成为指控人的证据，真是天大的笑话。《母亲》这部杰作自然也只能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意义上被作为范本进行粗浅的解读。评论家们基本上还没有将“母亲”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形象来认知。这种观念不仅毒害了苏联文学，也使中国文学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圈套，并且变本加厉地演变成一次次的文字狱。评论家们亦不顾文学的客观实际和中国的客观实际，将苏联的衣钵悉数“拿来”，其结果当然只能是离文学本身越来越远。进而就必然要把一切不同“文见”者作为异端，大加挞伐。直至把规矩之外的“创造”一棒子打死。文学史上不写，课堂上不提，好象那些作家作品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样。研究文学至此，还有什么话可说。这只标榜“现实主义”的手就是这样握着最违背“现实”的“花枪”，还沾沾自喜地以为掌握着文学的根本。比如，外国文学史有意识地回避现代派文学，有意识地回避大作家的那些不太循规蹈矩的作品。即便被各种教科书列为经典，被评论家作为准绳的作品，也无外乎掐头去尾，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把大好的作品做了政治口号的另一种演绎。比如，讲托尔斯泰就只提《复活》，转而把艺术价值更高的《战争与和平》忽略了。这种做法绝非无意疏失，恰恰是这种“削足适履”的文学观念毒害的结果。由于无法解决这些作品中丰富复杂的思想、主题；或者说，那些思想、主题并不完全符合政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当然就只能一笔勾销或暂且不表，要么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了事。更有甚者，在评价作家、作品的时候，不是按图索骥，深入其思想内核，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硬塞一个观念进去，再拿出来阐释。结果，所谓研究，就变成了孩子的游戏：自己先把东西藏好，再找出来，还美其名曰“有所发现”，像这样认识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文学海洋，除了可怜、可笑还有什么话可说。

刘文孝先生及其同人看出了这种认识方式的大弊，历数载之功，奉献出了为外国文学史正名，为后学者指路，为同行者呐喊助威的一本大著。开宗明义探讨外国文学的“艺术发展史”，从传统狭隘、小气、功利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在我看来，这是具有开先河意义的事件。是文学从附属走向自觉，从外室步入正宫的意气风发的步伐，其铿锵之声振聋发聩。编者“究语言审美之际，通文学古今之变，……欲一洗匠气，略添灵性”（《后记》）的著述标的亦在洋洋70万言中显彰出来，让文学自己对读者讲：“听我的！”比如，对高尔基的认识评鉴，就在原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础上进了一大步。首先从“人学”的角度解读其作品，大大提高了高尔基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的认识价值，而且写出了高尔基一生中对文学的孜孜不倦的探索，展示了一个伟大作家的心灵史。

    仔细品尝，《外国文学的艺术发展史》一书不仅在个别作家作品的评价认识上机枢特出，整个大的构架就体现了对文学的一种全新的体认。这一点从目录上就看得出来。从《开辟鸿蒙——神话及其回响》起笔，将文学自身的成长历程放到历史的层面上，既而诉说成长过程中的风霜雪雨。特别是第三章《“人”的复兴——故事与戏剧》、第五章《“民”的启蒙——哲理散文与剧诗》，把传统意义上笼统的“人民”一词分而化之，这算得上是最具慧眼的一次解读。纵观历史，“人”虽然包含“民”，但是要确立“民”的地位、价值真是谈何容易。“民”在历史上基本上是“愚”的代名词。真正确立“民”的地位在文学中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之前，中国人写的外国文学史虽然也把“人民”放在品评文学的重要位置上，实际上却是中国式的“阶级观”笼罩下的“人民”，有时是有“人”无“民”，有时却有“民”无“人”。很少能够从“文学”的意义上将二者的地位摆放得准确而得体。在本书中，关于拉丁美洲文学的认识是一个重要的例证。编者将之表述为“大地小说”，用意非常独到深刻。并引证罗慕洛·加列戈斯在《堂娜巴巴拉》的结尾说：“在这片开阔敞朗的大地上，有一个善良的民族，在爱，在受苦，在希望……”可以说，这句话不仅是对一个地区的文学必须关注的问题的揭示，也是对文学自身命运的思索。文学本身也像南美洲一样，是一块广袤无垠的“大地”。文学有自己的肥沃与贫瘠，有自身的成长命运。任何有意识的回避、拔高、摒斥都必将交由时间作最后的界定。阶级不过是某些历史阶段的产物，文学却要接受永恒的考验。一切短视、功利而且游离在文学之外的评判最终都会显得非常虚弱。这一章节对拉美文学的概括非常深刻，撰述者的笔触已经明显地超越了传统的眼光。把拉美文学的认识价值很客观地定位到人与大地的关系——“那就是人物与南美大地的血肉关系和象征关系”——上，揭示出了“随着大地、自然品格的上升，人类品格却下降了，万物之灵的人与无灵的万物易了位”的深刻认识。这在传统的外国文学评价中是很少能够做到的。我们过去着眼的是拉美文学怎样揭示拉美统治者与平民的阶级斗争，很少会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体认，更不会上升到面对整块大地的高度。正因为如此，虽然有不少人以谈论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作家为荣，实际上能真正理解的却不多，原因就在于此。

回想起来，有很长一个阶段，我们对文学艺术的价值和其美学取向的认识是相当肤浅的，或者说是有意识回避的，在诸多有关的研究文章和教材中我们基本上听不到文学自己的声音。现代派太时髦，现实主义太乡巴佬：“时髦说乡巴佬‘土老冒！’乡巴佬回敬时髦‘颓废！’文学站在当间儿，不知听谁的好”（《绪论》，P13）。现在，随着文学逐渐走向成熟，人的认识也相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当然应该自己站出来讲话。而从艺术的角度开始，正是把握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产品最重要的审读价值。在这部书中，不仅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得到了全新的解读，现代派文学也取得了应有的地位。艾略特、卡夫卡、加缪、福克纳等不再作为可有可无的存在，他们的重要地位终于得以名正言顺地确立。这看起来是顺理成章的过程，但达到这一步我们却无奈地等待了这么久。可见思想、观念、意识的路有多么坎坷，终于走到了这一步，我们怎能不敬畏这条路上的行者。

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文孝先生主持编撰的《外国文学的艺术发展史》是在为文学的成长说话。这话的潜台词是：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文学史。再说明白点：文学并不完全像过去所说的那个样子，文学的价值非浅俗的标语口号所能比拟，文学的世界是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世界的文学是博大精深的文学。通过阅读，我们总算倾听到了文学自身在成长途中的诉说，这次诉说果然十分生动！

（《外国文学的艺术发展史》，刘文孝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