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事，可是错综复杂，既要有对语言文字的把握，又要对作品思想的明晰。可即便是这样，是否就能成就一部好的翻译作品，也还是未知数。不过，最近，“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举行，把30篇中国当代优秀短篇小说翻译不同的语言文字，让更多的人分享中国文学的成果，也是好事一桩。

如何把中国文化传播出去，实现文化强国，很显然是文化软实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长期以来，中国文化推向国外，主要是依靠汉学家或华裔学者进行这一工作，而更多的翻译者并没有参与进来，这则显示了在语言文化的输出上，中国文学所具有的态势是封闭性的，如何走向国际，让更多的读者读到，则是当务之急的事。从这个意义上看，把中国优秀文学推向国外是大有必要。

在前不久举行的上海书展上，青年翻译家李继宏就翻译的话题直言，当下的名著翻译质量普遍很差。同时，还给傅雷、徐迟等翻译大家挑起了错，“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结语中两次提到了‘周期蝉’这种昆虫，徐迟第一次翻译成‘十六年蝗灾”，第二次翻译成了“十七年蝗灾’。”这当然是翻译中的技术问题。

不过，这也让我们思考，在翻译问题上，有待解决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吗？是不是还包括对语言习俗的熟稔和尊崇，以及在具体文章中的语言方式，比如直视汉语与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或者阿拉伯语之间的语言差异，不能把作品翻译成半吊子文学，让英语、法语国家读不懂，那可真就闹成了国际笑话。至于“通过对这些作品的翻译，增强国际上对中国文学更具专业的认识，对中国文学的艺术水准也有更精准的把握”，则可能就成为了一厢情愿的事。

诚然，翻译当中要求的“信、达、雅”是基本的态度，而更高级的则是既能传达出作品中的神韵，又能让读者喜闻乐见，才是翻译成功的关键。这其中的例子就像翻译家乔志高先生的《美语新诠》，能够将中文美语运用自如，读来耐读又有味道，让人大赞。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学走出去，既然考虑它的丰富性不仅仅包括在文学体裁上，还反映在语言、习俗（俚语、谚语）等等能够更传神地表现出来。

翻译的尴尬在于我们忽略掉了翻译的是什么，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袁筱一教授曾说，他的所有意义或许就是提供或为读者欢迎或为读者拒绝——但无一例外都是“失败”——的翻译尝试和翻译结果。至于翻译技术问题，或许是见仁见智，但不妨以更开放的心态去看待。中国文学的影响力该如何加强，仅仅靠一次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是不能够解决问题。

在谈到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时，我们也该放开思路，需要更多的创意参与进来，比如通过动漫或电影都作品来传达，同样能达到一样的效果。但如果翻译这回事，不考虑到阅读者的感受，而是“自以为”恰当的翻译，可能就误读了文学作品，也无法更好地传达中国文学的精髓。不过，翻译可不是纯理论，那是一项技术活，需要考虑的因素众多，仅拿我们喜爱阅读的翻译作品来看，其实除了口味的差异之外，还有着普适的规则：内容好看、故事精彩。而此次参加翻译的作品无疑深具代表性，如何做的更好，要有更多的思考，这也不妨视为中国文学走出的案例，其中的得失成败正好作为宝贵的经验并给以后中国文学的走出去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