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否能通过立法就解决了阅读的问题，却还是一个疑问。

鲁迅曾在《读书杂谈》里说，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后抉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这里所谈到的是阅读的个性。阅读，究竟是跟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阅读经历有关。也正因这样，读书所体现的既有个性差异，也有共识。对于“条例”，有关人士表示：“正如《全民健身条例》推进国民身体健康一样，《全民阅读条例》将致力于国人精神文明的建设。”可这也让人担心，读书一旦纳入到一个固定的模式，是否让差异性变弱，从而无法体验阅读的个性。

据了解，目前在全国各地约有四百多个大、中、小城市有自己的阅读推广活动，比如读书月、读书周等。近年来建立的公共图书馆、书屋为阅读量的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现在全国共有六十多万农家书屋，为农民兄弟送去了九亿多册书。此外，还有大量的社区书屋、图书馆等设施。不可否认的是，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全民阅读。可仅仅是这样，是否真的说明了阅读的功用真的被发挥，也还是不能确定的事。

单就个体读书而言，读什么样的书，或怎样读书？实在是跟个人的时间和经历有关，未必非得一定读某一种书。再者，读书的事，原本有味最好，但现在要统一规定，立法管理，是否每年达不到阅读量的就进行相应的处理，这其中的评判边界又在哪里？如若是在乎阅读的量，而忽略了阅读的质，那跟白读书又有多大的差异？

先进国家是否通过立法来干涉每个人的阅读内容，并要求每个人该如何进行阅读。这看上去很荒诞。但就是这样，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还美其名曰是“致力于国人精神文明的建设”。说到精神文明的建设，原本是存在着多元化的发展可能，可一旦立法了也就使阅读的趣味丧失。虽然说，这几年的官方提倡全民阅读，民间也有呼应，但不管这样的阅读多么广泛，必须得适应每一个个体，倘若以大多数人的趣味，来要求少数人跟从，这跟真正的精神文明有多大关系，实在是看不出。

别林斯基曾说，阅读一本不适合自己阅读的书，比不阅读还要坏。我们必须会这样一种本领，选择最优价值、最适合自己所需要的读物。那么，通过“条例”来代替读者选择读物，至于是否最有价值、最适合自己的则可能退居其次，这无异于是对全面阅读的粗暴干涉了。

在读书人的眼里，读书原本是很私人的事。每个人的阅读权利是根据个人的需求而定的。这就好像我们喜欢吃火锅，偏偏来一个中餐，那自然是吃得不舒服不高兴。更何况在这样的“法制”背景下进行阅读，是否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全民阅读，固然是好事，但千万不可把这当作政绩。与此相反，倒真是该放开出版的限制，实现出版的自由。这样读者爱读什么不爱读什么，都可自由选择。而把阅读定位成仅仅有主旋律作品的存在，而忽略掉了阅读的个性差异，也当是对阅读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