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的“版本学”

时常读一些书话类的书，可读的还真是不少。但就书的内容来说，却也还是让人读了摸不着头脑，一篇文章在这本书里出现，又在另外一本书里找到，这样的事遇到过好多次。想来，真有不吐不快之感。不仅是在这类书里会有，在诗歌民刊里也存在着大量这样的事，若说是文章多优秀，不如说是作者爱慕虚荣，总觉得一篇文章发的到处都是，才是最为荣耀的事。但对读者来说，却无形中造成了浪费。

为何作者喜爱把同一篇文章放进不同的专著里？这或许有可能是作者对文章的重视，总觉得缺了这一篇文章就是最大的“缺憾”。不过，这文章假若是前后有了观点的新发现，倒也真是好事一桩，对读者也是有益的。我转而一想，这也有可能是作者写的文章并不是那么多，因之，就只好把旧作拿来“充数”。这样的做法到底对不对，或许是出版中可以忽略的小细节，单就读者的阅读感受来说，却也可能有另外的想法，“看来，没有新东西值得关注啦”。

这让我想起港台作者，或者更早一点的民国作者们，他们对文章的态度似乎要严谨一些，在文章的末尾时常要注明写作日期、修改日期什么的，以此确定文章的写作过程，至于是何种的演变，或许不足为外人道，但那至少可以说明文章的写作脉络的。不仅如此，在版本学上，这也有助于我们对作者写作的了解能更深入一些。这种风气在时下也已少见了。

我不太懂得版本学，但作为普通读者来说，与其读这样的重复选文的书，不如去读一册全新的书。毕竟每个读书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花在读书上的，也是很有限的，更何况如此重复阅读（当然得考虑其价值所在），实在是也没太多的意思。

山西学者介子平说，藏书的功用尚不止一读，还有传承的作用、版本学的意义。郑先生藏书中往往同一部书有多个版本。如《水浒传》有29种，《西游记》有31种，《红楼梦》有42种。“书贵古本，不仅因其‘古’而贵之，实在因一字之差而引起误会”。周振鹤云：“郑振铎先生的《西谛书目》比他的《西谛书话》更有用，因为他收了很多书。张元济只收好版本。但郑振铎很高明，除去好版本，罕见的书、重要的书，即使版本不好也收。我跟郑振铎比较像，我怕遗漏好书。这也等于替国家保存一些好书，捡漏捡一些好书。”由此，可见版本学在藏书、读书当中有着怎样的价值。

最近，我在读李传新老师的新著《初版本》，“介绍1949年10月至1966年4月当时引起读者广泛关注的文学作品的初版图书，囊括那个历史时期各种体裁”。也有专家说，这里所谈论的版本也并非全是初版本。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由此我想到，由于时下的作者大都采用的电子文稿，甚少手写稿了，手稿本就大量减少了。由此，我们无法看到文章最初的模样，及至到成书时，是经过了怎样的文字修订，这大概只有作者清楚了。在版本学上做一番研究，也就增加了难度。

这跟我上面所说的重复选文虽然没多少可比性，却还是能发现，其实是现在的文字快捷生产方式（机械写稿）将版本学变得日趋简化，这对版本学的研究，当然也不少好事。不仅如此，我们也无法从现在的文档修改中寻找作者思想的脉络了。这不能不说是很遗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