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艺术界观察越多，就会发现这其中的故事太复杂了，不过涉及艺术本质倒是越来越少了，而关注名利更多了。当然，关注名利不是坏事，但假若只看见名利，看不到艺术本质，那就大错特错了。作为艺术的一个分支，国画所代表的是时代艺术的气质和方向，“虽然风格不同，但成都国画有一个鲜明特点：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生长出一种新的夸张、抽象的表现符号，这一创新探索，令成都国画在全国独树一帜。”中国美协中国画艺术委员会秘书长、理论委员会委员、著名美术理论家孙克认为，成都国画能在全国异军突起，与这里艺术家的锐意创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成都国画家利用艺术创新形成了独特个性，他们这一中国绘画新气质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和藏家重视。
不过，要说国画注入中国元素，就具有新的艺术气象了。这说法不但不靠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国画的“误读”，所谓国画，在特定语言系统了就是中国传统艺术的表达方式，从国画的绘画史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元素在国画中的使用是基础，并非是今天的新趋势，或一种潮流。如果国画舍弃了中国元素，倒真的是让人疑惑，那是不是国画了。但这话题说来说去总是有些绕，似乎很难说的明白。
但艺术的存在和法则，其所依赖的正是锐意创新，不管那现出来是否是“特殊的当代气质”，其来源基本上是可以判断为“从当下生活中找题材、找灵感，笔墨技巧的运用也更加多元、丰富”。在艺术评论这一块，我们看到的却不是探讨艺术的本质，而是用艺术术语或大词掩盖对艺术本身的批评。在这样的语境下，探讨国画跟中国元素的关系，可能就会得出一个浮泛的印象，以至于把一些细节称为创新，却实在是有违艺术常识的。
青年评论家叶莹介绍说，中国古代绘画最崇尚笔墨精神，强调线条与水墨的运用，而现在，成都画家们在创作时从传统中跳出来，更加注重画面整体构图的呈现，他们中不少人运用全新笔墨技巧，令画面色彩肌理更加丰富多彩。叶莹举例说，彭先诚的没骨人物作品，虽然题材是传统的，但艺术家将抽象与重彩融入绘画，让画面形式感更强烈、突出，有了艺术家鲜明的绘画特色；蔡寅坤的作品则将西方油画浓墨重彩的用色技巧，带入大写意水墨创作中，以独到的用笔和用色，为中国画注入了“新鲜血液”。
在这里，我无意去讨论成都画家这种作为是否就是所谓的“新鲜血液”，而是想澄清一个看法，在对国画的艺术发展观察可能我们只看到了一面，以至于会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但仅就艺术本身而言，应当是多元解读的吧，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更多的是讲究艺术的细节，随着观者的视觉不同，自然就会看到一个不同的景象。诚然，“中国绘画在宋代达到顶峰，如果我们现在的画还和宋代作品一模一样，那中国画就没有发展了。艺术贵在创新”。（阿年语）从某种程度上看，国画不是一种僵死的艺术，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质，而这一点说是与时俱进也好，说成锐意创新也罢，正是这个时代特质让它跟不同的时代拉开了距离，距离产生的审美意识，也使国画不断地推陈出新，依然有新鲜元素和活力，尽管它历史悠久，却不是一种落伍的艺术，更不是消失的技艺。
值得关注的是，有论者认为，利用中国元素进行中国画的当代探索，在这方面成都艺术家做得很成功，他们突破了前人藩篱，在继承东方传统审美精髓基础上，发展出各自不同的图景，丰富和充实了当代艺术的多样性。这种拥有东方文化根性的当代艺术探索，的确是值得肯定的、有成效的尝试。让中国元素在当代艺术领域生根，这个命题过于庞大，具体到国画来说，是不是由于这种中国元素的注入就使当代艺术有所发展了呢，却也未必。
中国元素作为一种符号表达方式，其价值和思想到底能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怎样的影响，其意义并非是那么新潮。套用符号语言学权威安贝托•艾柯的话来说，在一个倒退的年代，人们更关注的或许并不是艺术本身，而是关注其价值的区间在哪里，即藏家的重视程度。但对艺术收藏来说，艺术史的发展不是拍卖史，而这样注入中国元素的国画是不是就提升了画作的艺术性呢？似乎也不能够确定。在这个日渐浮华的时代，物化自然不能不影响大盘艺术家的创作，一部分艺术家出于艺术市场的需求，创造一批跟随时代潮流的作品，以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而这是否背离了艺术之路呢？我想，这是一个简单的可以说是常识性的问题。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当艺术家的创作背离了艺术，仅仅是追逐时尚、潮流，缺乏对艺术的敬意，哪怕是在当下“走红”，人人称赞，是不是具有最伟大的艺术价值，依然是一个未知数。毕竟未经时间检验的艺术品，是不能称为伟大的艺术品的。
在这一点上，或许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在艺术领域，“在这个时代，也许最重要的不是忙着去叫醒别人，而是时刻扪心自问自己为何要装睡”（周濂语）。是的，原来我以为，只要我们对艺术保有尊敬，践行艺术之路，就能抵达艺术的最高境界，但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们看见平庸的艺术品，只能苦笑而已，又能怎样呢。我想起前段时间去参加一个画展，跟艺术家交流，说的是投资、赚钱的事，我一下子恍惚了，不知道这是一种进步，还是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