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场合，常听到“一国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之语。简言之，国家对本国老百姓的统治不容他国或国际社会指手画脚。

一、主权的诞生

主权概念诞生于17世纪，是欧洲现代国家出现的产物。在中世纪，无论国王还是皇帝都承认有高于自己的权威，这种权威表现为上帝或者教皇。此时的权威是为精神与世俗两大体系。然而，随着15、16世纪封建势力式微，天主教会和神圣罗马皇帝的权威逐渐被各地的君主所取代：在英国是都铎王朝，在法国是波旁王朝，在西班牙是哈布斯堡王朝。从此，世俗统治者第一次可以宣称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不过这一次，他们是以主权之名作出宣示的。

主权是指国家对其管辖区域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力。为什么要产生主权这一概念呢？就是要给国家的统治高权寻找到合法性。但不同的政治体制虽然都用着相同的概念，但背后的理由却千差万别，就看统治者的屁股做在哪边。

二、人民派

人民派认为主权归全体人民所有，政府应由人民产生并服从人民的意志，即“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洛克、卢梭等人依自然法以及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否定君权神授，主张主权属全体国民，国民公意即是国家主权之所在。人民派虽被国家派、国会派挑战，但仍是当今主流的派别。人民派驳斥了国会派和国家派，因为国会和政府都是由国民选出，无法背离公意，仅是代表国民行使主权的行政机关。

人民主权除了体现在国会以外，也可以经由全体公民投票表达公意。民主国普遍设有全民公决，来弥合重大分歧。比如，泽连斯基就宣称，乌克兰与沙俄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均须付诸公决。

人民主权动摇了主权单一且至高无上的特点，因为每个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隶属于不同的社会共同体，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国家也应抱以多元的态度来回应人民诉求。

三、国会派

19世纪英国法理学家约翰·奥斯丁认为“法律乃是主权者的命令”，由于英国的政治体制是国会至上，法律由国会制定，则主权者就是国会。19世纪末的宪法学大家戴雪集其大成，提出主权可分成“法律主权”和“政治主权”，法律主权决定了国家的最高意志是法律，政治主权则为国家最高权力的实施机关。由于在英国威斯敏斯特政治体系下，国会享有法律和政治上的最高权力，国会随即拥有主权，即“国会主权说”。

由此看来，国家权威植根于法律之中，法律主权从法律的角度来界定至高无上的权力。与之相对的是，政治主权则纯粹关注于权力的行使，它强调了国家因垄断了强制力而拥有要求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两个概念体现了权威与权力的二分。

有理由认为，权威与权力是主权的哼哈二将。譬如现代国家的主权就体现在法律的至尊地位上：家庭、俱乐部、企业、工会等都可以确立各自的权威规则，但是，这些只有在法律规定的界限内方为有效。当然，法律自身也确保不了法律被完美的服从。从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任何法律体系都是以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等惩罚机器为后盾。换句话说，法律权威要靠政治权力来保障。如果缺乏强制效力，法律就只有道义上的感召力了。比方说，从1940年遭受苏联入侵到1991年最终获得独立，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所主张的主权就是如此。

与此类似的，虽然所有的国家都力求垄断暴力，避免亦或限制公民拥有强制力，但很少有国家是单靠暴力来维持统治的。立宪和民主的出现部分地归功于国家努力劝服公民，使之认可国家有正当权利动用法律，开展统治。最为鲜明的例外或许是那些极权国家，比如沙俄。它们大多确立的是一种排他性的政治主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操纵舆论，强制胁迫来维系统治。不过，令人怀疑的是，这些国家是否算作真正的主权国家？比方说，这其中就没有一家能维持长治久安。它们的红色恐怖招致了无休无止的非暴力不合作，最终沙俄解体时，也没有一个人为之流一滴血。

四、国家派

该派滥觞于法国大革命“主权本质上属于国家”这一说辞，盛行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德国，随后被国家主义者继承，成为为国家至上辩护的隐含前提。国家作为法人，有人格意志，能够行使和承担权利义务，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为了将原德意志邦联统合为一个国家，在国家主义思潮下提出了主权归于国家。

有趣的是，日本著名的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受其影响，提出“天皇机关说”，认为国家是法人，天皇为法人下的机关，这种说法不容于高举皇国大旗的军国主义者，美浓部达吉也随之遭受政治迫害，直到二战结束才被平反。

与天皇机关说相对立的是君主主权说。两者争议的焦点，是国家主权究竟属于人民还是君主亦或政治领袖。按照现今流行的观点，即使身为最高政治领袖，也只不过是人民的打工仔。人民批评打工仔，这是题中应有之意，何来妄议一说？

五、神学派

这一派主张权力来自于某种意识形态，这类意识形态极端到把自己捧到了神学的高度，神圣不可妄议，而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则操纵在政党或宗教人士手中。这类国家以前东欧国家最为典型，现在还有伊朗这个劣质的仿冒品。持此类观点的国家，通常都有意识形态和政务两套政治系统，意识形态高于政务，政务要听从意识形态的号令。比如伊朗同时存在最高宗教领袖和总统，但总统只是司机，车往哪走，得听最高领袖的。在最高领袖之下，设有宪法监督委员会和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来监控政府是否听从了最高领袖的指令。同时最高领袖下辖党卫军—伊斯兰革命卫队保驾护航，随时把持不同政见者投入大牢。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曾苦口婆心地解释了为何要明知不可为，也要劳民伤财，六出祁山的原因：“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 这句话的大意是：先帝考虑到汉、贼不能两立，我们承继汉朝的正统，不能只偏据一方，否则会严重威胁到我们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先帝把讨伐曹贼的任务托付给我。如果不讨伐曹贼，王业也要败亡，与其坐而待亡，不如兴师讨伐逆贼？刘备和诸葛亮北伐的逻辑是不是与神学派四处出击，输出革命，梦想着大国复兴崛起，如出一辙。

六、无政府派

无政府主义者否定国家主权，要求彻底还政于民，可以说是一种极端的人民派。受到该派的启发，二战后超国家主义兴起，使得国家主权不可分割遭到严重挑战。例如欧盟就是各成员国让渡部分主权组成的超国家政治实体。由此可见，主权神圣不可侵犯，逐步被多元、协商所取代。虽然欧盟在发展中也出现了像希腊这等不遵守财政纪律，财政亏空的国家，以致于威胁到欧盟的存废。但不可否认，人类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再到欧盟，天下大同的理想正在被实现。

综上，以上各派对于主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主权能够也应该派定给某一最终实体，统治高权需要有一个终极权威。各派的分歧只是在于：这个终极的权威应该是何人？或何物？主权最早的倡导者--卢梭虽然从未动摇过主权在民的信念，但他认为，“公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只能由单个实体表达出来。这促发众多思想家把卢梭视为20世纪极权主义的鼻祖。英国的国会主权说也遭到了类似的批评。赢得了国会多数席位的政党同时化身为政府，立法权与行政权合二为一，批评家谓之“选举暴政”。

在一个多元、开放和民主时代，传统主权观点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它的反对者要么断定，主权给专制提供了肆意妄为的武器，其危害性有目共睹；要么认为，它已不再适合于依据分权制衡机制运作的现代政府。

现代宪法中已经难以见到宣称“人民代表大会是一国最高权力机关“这类表述。权力分立已经被广泛认为是建立现代政治的基石。基于自由民主原则，权力需要分立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等众多机构中，任何一方都无权声称另外两方需要臣服于自己。权力分立恰恰不符合主权至高无上这一传统表述，即便是人民主权说也不免同自由民主原则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