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游击队员

日寇“扫荡”历险记之二

我回家住了几个月，直到这年秋天，才打听到我们的部队驻在滑县北部井店一带。这里原来是黄河故道，人们称为“沙区”，沙质土壤适合种枣树，枣树林绵廷几百里，沙丘起伏，枣林密布，便于部队和日本鬼子打游击战。

经过“五五”大扫荡，我们家乡已经变成了敌占区。父亲便送我到了沙区。我被分配到县委的油印科，主要任务是出一张油印小报，叫“前锋报”，我学习刻腊版。报社住在枣林中只有一家人的“一家庄”。报社社长叫陆辉，是冀中来的干部，因为宣传队解散了，原来我们的文艺队长章卜楚也在这里当编辑。

这片抗日根据地，属于冀鲁豫边区的第四军分区。东至濮阳的中召镇，西到井店镇，南至北道口，北至内黄县界。东西不到百里，南北不到六十里。（1983年我到濮阳油田访问时，坐着汽车两个小时转了一圈，估计面积不到半个县）“前锋报”只印五百份，由“交通”发给各单位，从此我和新闻打交道了。那时新闻没有来源，也不知道谁从哪里弄来一台收音机，靠收听国民党电台广播的新闻，自己再编辑一些根据地的消息和发表一些抗战言论，一期报纸就编成了。

我们这个油印科，有五个人，他们四个都是中学或者师范学生，只有我是“白丁”。除了印小报外，还印地委和县委文件。我们工作得都很起劲。白天写腊版，晚上印刷。油墨都是从敌占区购买再通过地下渠道偷偷运进来的，很宝贵。有一次我在调油墨时，掉在地上一点，怎么也收不上来，为此我还大哭了一场。

到了这年四月，常常传来敌人要“扫荡”的消息，我们便“坚壁清野”：把油印机、腊版，纸张、油墨埋在村后的沙丘中，准备和部队一起打游击。可是敌人毕竟没有来，在这里过了半年的“和平”日子。因为局势稳定，被打散的团员孩子们陆续归队，不久“文艺宣传队”又成立起来了。虽然排练了不少对抗战具有鼓动性的节目，可是一次也没有演出过。

到了1941年4月21日，日本鬼子在华北实行的最残酷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的“大扫荡”开始了！史称“412”大扫荡。

过去日本鬼子“扫荡”采用的有“拉网战术”、“突然长途奔袭”、“梳篦子战术”，就是没有把我们这片小小的抗日根据地消灭。原因很简单：军民的鱼水关系。每次日本鬼子“扫荡”过后，八路军和游击队，就又展开了新的游击战，搞得日本鬼子不得安宁。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来日本鬼子明白了，要想消灭八路军和游击队，必得杀戮消灭人民，制造成“无人区”。其办法就是“杀光、烧光、抡光”。这次采取的是“铁壁合围”战术，即用大部队形成一个包围圈，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逐步向前推进。但开始“扫荡”时我们还不知道敌人采取的是“三光政策”。

4月12日以前，宣传队长章卜楚告诉我：根据‘情况分析’，我军对这次日本鬼子采取的战术，大部队要突围出去，到敌占区和日本鬼子打游击战，要长途急行军。组织上考虑到你们几个小团员跟不上队伍，一旦掉队就麻烦了。所以打算把我们几个小团员安插在老百姓家里，当作他们的孩子掩护起来，等‘扫荡’过后，部队回来了，我们再回宣传队。我们服从了组织安排。于是我被安排到张桑村一个张大爷家里，他家是我们住过两个多月的房东。

我还记得，这个张大爷叫张广彩。四十来岁。有一个老伴，一个和我岁数差不多的小姑娘。我们住在他家的时候，他对我就像儿子一样亲。组织上把我安排到他们家里，这对老夫妇和我都很高兴。他们家在村后挖了一个菜窖，白天我们躲在菜窖里，晚上回房子里睡觉。张大娘对我说：“你就放心藏在我家里吧，日本鬼子来了，我堵着菜窖口儿，不让他们进来，就说：你是我的孩子，可不要吓着孩子，他们该不会杀老百姓的吧……”。

我们在张大爷家里有吃有喝的。部队白天在枣树林里隐蔽，夜晚再回到村子里。大概是四月十五日吧，日本鬼子的“铁壁合围”战术，包围圈越缩越小，敌人到了离我们住的张桑村只有二里来路的杨桑村，汽车的嗡嗡声，坦克履带的扎扎声，已经清晰可闻。我记得，这天晚上，八路军和游击队集中在一个场园里，领导动员突围。宣传队章卜楚队长告诉我：“这次日本鬼子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抡，见房子就烧，看来你装成老百姓的孩子也不安全。”“那怎么办呢？”我问张队长。“组织上决定把你和三个女团员——杨九荣、陈芬莲、常爱民几个女队员安插在敌占区，等扫荡过后再回来。”

这样，组织上准备了一头小毛驴，让一位腿脚有残疾的刘泽三科长骑着。我牵着毛驴在前，三个小女队员在后，在一位当地农民向导的带领下，穿过沙丘和枣林开始突围。

走了约摸半里路，我一摸衣服口袋，忽然发现那里还装着张大娘的一个牛角梳子。那时，我们男队员都留着分发头，女队员则是剪发，我们借来梳子轮流使用，由我保管。我停下来，对刘科长说：“我借张大娘的一个牛角梳子，还没有还给她，是不是给她送回去呀？这是她的宝贝……”一个女队员说：“现在离日本鬼子这么近，突围要紧，等我们回来再还她也行嘛！”刘科长想了想，说：“不行，坚决送回去，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铁的纪律嘛！”说得十分坚决。我让他们等着，用百米赛跑的速度，把牛角梳子送回给张大娘，才继续前进。

一个夜晚之间，我们几人，穿过起伏的沙丘，通过丛密的枣村林，第二天早晨，就突出包围圈，到了敌占区。住在愿意冒生命危险掩护我们的一个农民家里。

我们四个男女孩子，藏在竖井式的房后的一个地瓜中。可是那头毛驴老是“嗯啊嗯啊”地叫。这个农民原来家里是没有牲口的，怎么会突然有一匹驴呢？为了不至于暴露目标，我们便南移八十多里，我住在刘泽三家里。他在这一带群众中很有威望，估计不会有人去报告日本鬼子。三个女团员则住在一个爱国乡绅家里。这乡绅家中牲口很多，不会因为一头小毛驴暴露目标。我则剃光了分头，根据刘泽三的安排，便做起探消息、送情报、散传单之类的工作。小孩子不易引人注意，这样就过起小“海娃”式的生活了。

我还在刘泽三另一个亲戚王建柯家里住了一些日子。王建柯家庭成分是地主，他本人在新乡上过师范学校，在当时算是大知识分子。他也在宣传队干过一段，因为环境恶劣，生活又太艰苦，便回家了。但他为人豪爽，热情，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心肠。我住在他家里是很放心的。在没有任务的时候，我一般不敢出门，他便找一些书给我看。使我最感兴趣的是那本《鸡的日记》。这是一本儿童读物，是三十年代“上海儿童出版局”出版的。描写一只小鸡从破壳出世到长成一只大母鸡，遇到暴风骤雨黄鼠狼等“惊险”情节。我还记得是周作人为此书作的序，说是：作者在初恋失败之后借用小鸡和日记的形式写了此书，以寄寓情怀。我当时还是一颗童心，读得特别有兴趣。这是我从读农家唱本之后，第一次接触新文艺。这本《鸡的日记》可以说是我从事文学创作的启蒙之书。

有一次，刘泽三用毛笔写了不少标语，问我能不能贴到留固镇的据点里？留固镇离我家只有一里多路，是敌人新近安插的一个大据点。我很想家，回到家里，自然能想出把标语贴到据点里的办法。我回答说：“可以！”

这时正是盛夏，我用布衫裹着标语，赤着脊梁绕过几个据点，回到家里。我父亲母亲自然高兴。他们正为日本扫荡沙区，得不到我的音信而忧心如焚呢。

我和父亲说了组织上交给我的到留固镇据点内贴标语的任务。父亲没有犹豫，爽快地说：“那好办。留固只有一个排的伪军。白天还出来活动，一到夜晚就躲在炮楼里不敢出来了。我们半夜从寨墙的豁口进去，贴完了就出来，不会有啥事的。”我自己又写了一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胜利！”之类的小传单，就按计划行动了。

记得那天半夜，母亲为我们打好了浆糊，父亲提着浆糊筒，拿着笤帚疙瘩，我腋下夹着那卷标语。时间是在阴历的下半月，一钩弯月从东方朦胧升起。我们踏着月光，从一段寨墙的豁口进到寨内，在留固镇的大街上和炮楼附近，贴了几十条标语，安全地回到家里。

第二天，父亲带我去赶集。天一亮标语就被伪军撕去了。但赶集的人纷纷传说：“昨天夜里八路军从寨南的大路上缕路顺条地过了一夜，留固这个小据点，八路军不喜理他们，贴几张标语警告他们一下就走了！”

我暗自好笑。

我完成了任务，又回到王建柯家里埋伏下来。他的阔亲威不少，他胆子也大，有一次竟然带着我去据点里串亲威。那家富户乡绅是他的长辈，他是去向乡绅祝50大寿的。刘泽三也借机给我一个任务——给那里一个地下工作者送封信取联系。我装做王建柯的孩子跟在后面学科地进了据点。完成了联系任务。

那顿祝寿的午饭是一次很丰盛的宴席。我记得，和我坐在一个桌子上的还有一个伪军（可能也是乡绅的亲威）。这伪军在喝酒时大吹：“经过这次‘412’扫荡，八路军算完蛋了，全被赶到山西的大山里了。”

我心想：“你有眼不识泰山，别胡吹！你对面就坐着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