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月9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应邀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并与外方互动交流。在演讲中，他明确表明：“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创建者、受益者、维护者，不寻求改变现行国际秩序，更不会另起炉灶，再搞一套所谓新秩序。”这一番对国际秩序的表态引起各方的关注。

国际秩序是最近一二十年才进入中国人的语汇中。在国际社会的理解中，国际秩序其实就是以美国为大，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秩序。中国是不是这个秩序的创建者不好说，但肯定是这个秩序的受益者。不过，国际秩序也是有阶段性的，例如美国老大也不过才百年的时间，我们中国人讲现在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是不是有别的含义，那需要各方自己的理解了。

不过，国际秩序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体的实力排位那么简单，重要的是话语权。尽管美国这个老大也不是什么都能说了算，但是在涉及其国家利益的事情上，即便远离其本土，他恐怕也要说了算。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不同的社会制度算不算对国际秩序有影响的因素。从历史上看，对美国人来说还真有可能。这就决定了，国际秩序并不简简单单就是国际秩序。

中美似乎真的陷入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不过，中国领导人已经多次表达过，中国无意与美国对抗。我认为最为明确的表达是2023年11月的美国APEC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讲中有一段话很值得关注：”相互尊重是人与人打交道的基本礼数，也是中美两国相处的起码准则。美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地理位置，塑造了自身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我们充分尊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走出来的，植根于5000多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我们同样感到自豪。两条道路不同，但都是人民的选择，都通向全人类共同价值，都应该得到尊重。”

特别是最后一句，两条道路都是人民的选择，而且都通向全人类共同价值。这样的表达，似乎是认为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都是人民的选择，都应该得到尊重，而且他们的终点是一致的，都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两条道路，共同价值，这恐怕是最明确的一次表达。究竟这种表达是一种示好的说法，或者是一种沟通的技巧，还是一种成熟的思考，非常值得关注。不知道为什么，领导人这个观点国内很少讨论。当然，我也注意到，这句话是在论述互相尊重的段落里说到的，好像在表达一种礼数，所以人们很容易忽略这句话可能的含义。

但至少我认为这样的表达在一个短期的历史周期中是很有意义的，那就是我们不会输出意识形态，其实这样的态度最高领导人已经说过多次了。不过，也许西方或者海外的其他区域仍然有疑虑，这一方面可能和过去70多年来的实际情况有关，另一方面当然也和中国的影响力有关。一个国家影响力的提升，必然对其所秉持的意识形态的传播有促进作用，这也是我们的宣传部门重点提示读者和观众注意的地方。其实，有些时候并不需要刻意推广，而是一个随着经济影响力提升的必然结果，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不也是因为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力所致吗？

所以，理解领导人的这段文字，结合中美关系的现实，我们的理念似乎已经确定为是和平竞争上了。进入21世纪之初，中国有一段时期说自己是和平崛起，现在不提这个崛起了，大概是因为崛起带有一定的对抗意味，使得和平两个字就没什么意义了。但竞争不同，竞争是一个中性词，且是一个市场经济中的专有名词，所以这个词是西方的发明，也是西方教给中国的，我们只是按照西方教科书来做而已。这显然较崛起少了一些挑战的色彩。

竞争的结果最终是什么，现在很难判断。正如领导人所说“两条道路不同，但都是人民的选择，都通向全人类共同价值，都应该得到尊重。”但是究竟这里所说的共同价值是什么，却很值得琢磨。人类因为追求美好生活，会不会从不同的地方出发，持有不同的意识形态，采取不同的社会制度，不需要经过你死我活的斗争，就可以走到一个共同的舒适的终点呢？那也许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含义。这显然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非常不同。若果真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否意味着需要重大的修正？

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理论中，“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是存在的。明代哲学家方以智《东西均》中的“合二而一”的观点，他说："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也","交也者,合二而一也"。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有类似的表述，如恩格斯说的"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5页)，马克思说的"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1页，)都是"合二而一"一类说法。

不过，单从一两个词语的表述上看，无法认定为是一种成为体系的哲学思想，关键还是要看我们的理解。上个世纪60年代对“合二为一”的批判，是把这种表述上升为政治高度了。哲学家杨献珍认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是我国古代哲学家对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方式，因而予以肯定。而毛主席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的吧!”于是，这就不是什么哲学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了。

回过头来理解两条道路都通向全人类共同价值这句话，看起来也是一种“合二为一”。这让我想起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著名的“三和”理论。在苏共二十大的一份报告中，赫鲁晓夫提出了“三和政策”。所谓“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后来中国把它归结为“三和一少”，即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少进行世界革命。这其实与我们现在对外表述的一些观点是一致的，只不过说法不同而已。

赫鲁晓夫的这种对外政策在导致苏联解体过程中起了多大的作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过，从根本上说，我认为苏联的解体关键在于国内事务上，而非外交事务上。这除了赫鲁晓夫个人品质问题以外，主要是僵化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人民群众的希望背道而驰，一点点地消耗了苏联共产党的信誉和国家的实力。所以，如果当时苏联坚持办好自己国家的事情，及时退出冷战，恐怕没有什么国家能够在竞争中战胜他。

其实，我们还需要思考另外一个逻辑，那就是人类的价值观分歧必然存在，这恐怕是一个恒久的现象了，人类从兽性到人性的变化，也只不过是从争夺食物到争夺资源的转变，利益是永恒的，而如何看待利益的观点差异也是永恒的。依靠任何一种价值观的垄断来求得人类思想的一致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人类的价值观恐怕永远会差异下去。如果认为哪一种价值观一定比另一种价值观更优越，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现在很多人判断的中美必有一战的原因。

但是，为优越的价值观而战未必就一定是正义的战争。而且，如果承认价值观是不可能靠垄断去统一的，那就必须承认战争其实不解决根本问题。价值观之间的竞争并不一定导致战争，或许让子弹飞得久一点，容忍对方的程度可能就会多一点。所以，人类最美好的前景大概就是在价值观不同的情况下求同存异，和平共处。这么说来，合二为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