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陶勇

最近在关注国内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行业的强人都不是科班出身。他们所擅长的领域与自己的专业并不一致。50年代的王石是学给排水专业的，60年代的马云是学英语的，70年代的陈天桥是学经济的，80年代的李想压根就没上大学。如果一定要为这些现象找一些理由，我看可以这么来看：

一叶障目。正是由于科班者本身学科的专业性所限。现在要做成功一件事情，没有广博的知识、广阔的视野以及深远的眼光是不可想象的。

社会发展太快，大学教育的结果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发展的需要。一名本科生四年毕业时，最初学的很多知识已经过时，在中国这种现象更甚，这还不包括学的时候就已经落后很多年的一些学科教育。

各行业需要各种尖端的技术极客，而国内的基础教育培养的是平均能力，甚至连能力都谈不上的平均化的考试技能。这样的所谓人才很难在未来的创业生涯中取得成功。

正如地球人都知道的那样，北大清华是为外企培养高级打工仔的基地，这与国外一流名校培养企业领袖的目标相差N个数量级。这里面有国家政策的问题，有社会的问题，也有我们家长的问题。

记得我以前有一位同事，是北航的计算机系的高才生。这个北航在这个领域仅次于北大和清华，排名在北理工之前。她在专业方面是属于讲师级别，是可以给别人讲课的。但是，她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与她自己所学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职位，并乐此不彼。哪怕是做前台、编辑也愿意，绝不想碰那些不可思议的代码半点。。。。

凭她的学历，进一个一流的企业应该没问题。可她对自己的评价是：想做的事情一窍不通，不想做的事情学了不少，自信很少。偶尔想起来，也还在为她多年的青春白白流逝而嗟叹不已啊。要知道，4年时间的努力是足以成为某些领域的佼佼者的，人生并没有多少事情可以从头再来啊。。。

这就是中国式的家庭悲剧。家长的无知无畏造就了多少按自己意愿成长的悲剧。这种悲剧实际存在，但是却并不为人所知。因为所有人都没有任何机会让一切重来去验证正确的抉择的意义。

现在中国的很多一流高校搞自主招生，搞特长生，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录取一些在某方面有特殊爱好和发展前景的学生。这种美好的愿望在中国家长操作下变成了追命逐利的另外一个战场，此后，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的“人才梦工厂”。大量的英语特长、奥数特长和艺术特长生被制造出来，除了最早的一批家长从此走了捷径以外，后继的家长都成为这种“行为艺术”的牺牲品。他们非但没有让孩子走入捷径，却把门槛抬的越来越高。如果说以前一个孩子每天只需花1小时来应付学习的话，那么现在花2个小时都不能让孩子成为佼佼者。而在这2小时的背后，学有所成的孩子是增加了不少，而终身厌学的孩子也增加了不少。对于这些厌学的孩子来说，是一辈子的伤害，甚至会影响到两代人或更多！

在家长们自掘坟墓的行为背后，最大的受益者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操作者以及推波助澜的机构。游戏制定者和操作者把本来就稀缺和不公平的资源明码标价的高价出售，而机构则为海量的没有购买机会的人提供了一线希望。

我们的家长花了钱高兴啊，不花觉得对不起孩子，无法面对自己的拷问。所以，该花还得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