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次武汉疫情看学术、医疗体制方面改革的必要性

本次武汉疫情对我国以至世界经济都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日，新冠病毒性肺炎疫情除武汉外，其他各省确诊病例都连日下降，说明通过强有力的隔离措施，在各省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可以说很快接近尾声。因此，网上开始有各种总结、评论性文章。有些文章主要是疫情治理、应急管理等方面就事论事，主意出了不少，但我认为必须要通过本次疫情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抓住要害进行改革。

2003年“非典”疫情以后，我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网络疫情直报体系，本次疫情中我们也看到，最早反映收治新冠病毒性肺炎的是12月8号，武汉中西医结合医院从26-29日就向省、市、区疾控中心上报了不明肺炎传染性的疫情，湖北省、武汉市二级卫健委机构就到武汉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展流行病调查，12月31日武汉协和医院呼吸传染病区隔离，国家与省的卫健委专家当日已经通报27病毒性肺炎。可见，两级卫健委与疾控中心都迅速介入了情况，并且迅速分离了病毒，但都没有及时提出正确的意见提供给行政部门决策。如果在这个时候提出正确的专家意见，那么就会早20天对本次疫情进行隔离控制，本次疫情可能在早期得到控制，不会造成后来大范围的传染与武汉医疗资源的崩溃。

“非典”后，我国也总结了另一条经验教训，就是只有用中医才能治冠状病毒的感染，钟南山院士也告诉大家，治疗本次的新冠状病毒肺炎，一开始也应该采用中医介入，各个省采用中医中药治疗也通报了不少治好的案例，直到2020年2月4日武汉市相关部门发文必须要对所有的病人都采用中药治疗，但实际上在武汉的医院以西医西药为主，中医中药没有资源，例如以西医为主的医生既没有中医的处方权，也没有中药库存，所以中医中药为主的治疗无法贯彻下去。据统计武汉在必须用中医中药发文之前，用中医中药治疗只占4%，此证明我国的医疗体制上存在问题。

在本次新冠病毒性肺炎疫情蔓延之后，国家的治理与控制方面，已经显示出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与应对紧急能力。分别有两个10天时间建起了合计2600张床位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之后又征用合适的场所建起了（计划）9000多个床位的方舱医院，动员了全国12,000多个医护人员支援武汉，并采用了了各省与湖北省的对口支援措施。这些措施是强有力的，相信本次疫情很快就可以得到控制。

但是，本次疫情教训也是深刻的，我认为最主要的、应该提到改革层面的教训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某，既是院士，又是行政最高长官，本次疫情专业意见中的最高权威专家，高某等人也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新冠病毒性肺炎疫情完整资料。网上已经有人将其成为历史上的赵括，也有人评价高院士因为自私为发表文章而不管已经爆发的疫情，自私人都有之，可见，此事反映我国学术界的评价体系出了问题。作为国家疾控方面的最高长官，在掌握全部数据之后，想到的不是如何控制疫情，而是到国外去发表论文，这是什么问题？在疫情控制中的最关键时耽搁了20天时间，应该说，这完成是因为这种这种学术体制造成的，这种体制必然会造成像高先生这样的人利用体制漏洞进入到他不应该进入的位置。

另外，武汉病毒所的所长，在本次武汉疫情的前期，也因为相关问题成为了网络热议人物，也同样是个与学术体制相关的事。在武汉疫情这样重大的问题上相关研究机构都同样出毛病，此说明的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学术体制上存在严重问题，才引起本次疫情本来可以在早期得到控制的，却因为学术体制上的问题，造成武汉如此大范围的蔓延。因为一般的学术问题都不会致命，所以再大的问题都不会暴露出来，已经有很多文章揭露这几十年来学术腐败十分严重，但是因为学术腐败不会造成人员伤亡这样的直接损失，所以学术腐败、学术体制腐败的这个盖子一直揭不开。战争时期如果一个军事指挥官指挥错误，会造成他指挥下的全部人员伤亡，直接的人员伤亡是容不得错误的。和平时期各种理论的对与错，因为不是直接的人员伤亡，不直观，所以造就很多假学术，特别是在社科领域里面，学术权威人士又同时是行政长官，“官大学问大、权大经费多”，官、学、商一体，既是行政领导，又是学术权威，既使把一个国家经济都搞成经济危机，也仍然是由作为学术权威的自己来评价。以在SCI等国际期刊上发论文作为评价学术的标准，造成了只要在SCI就可获得权力、金钱、地位，真正的科技创新没有了，造成那些为人民造福的屠呦呦、袁隆平这些真正的科学家连院士都选不上，本次武汉疫情的事实说明，专业机构是用非所人，这是学术体制上腐败的一个大爆发，这是我们必须要认真总结的。如何建立一个正确的学术评价体系或学术评价标准，建立怎么样的学术体制，才能使我国成为真正的创新驱动的国家，从而推动经济高速发展，这才是通过本次事件在改革层面上应该考虑的重大问题。

第二， 医疗体制与医保体制问题，这本是武汉疫情也暴露出它的重大问题。目前的社保医疗体制，用一句话来概括它是一个赚钱的医疗体制，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市场决定的医疗体制。虽然本次疫情从一开始，钟南山院士就提出中医介入治疗，各个省的用中医治疗好的案例也在大力推广，各个省被传染的人数比例比较低，所以在提倡中医治疗的环境下可以得到中医的治疗，但是武汉在医院床位全部满员的情况，中医的医疗资源极度缺乏。在各个省的支援下情况才获得改善。西医赚钱中医不赚钱，我们的医疗体系在赚钱的这个指挥棒下，就建成了一个排斥中医的医疗体系。关于这个方面北大教授李玲等曾通过揭露目前社保医疗体系中的问题反复呼吁，目前这种市场化的医疗体系存在重大问题，需要改革。【信用价值论】（蔡定创　蔡秉哲著，2015年出版发行）的理论也说明，社保医疗体系是必须采用社会资本生产的方式建立，这才是社会获得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用社会资本生产的方式提供社保医疗体系，它是以目标产品为导向，即以人民的健康、安全产品为目标，它的产品是不收费或者是少收费的。像原来的非典疫情以及本次在抗击冠状病毒肺炎的过程中，它是以全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为导向而出台医务方案，所有的服务全部都是免费的。原有的医疗体系显然暴露出与这种目标产品导向的对疫情的治理不相适应，必须要改革才能向全国人民提供治好病为目标（而不是医疗过程收费为目标的）的真正的生命安全与健康的产品。

以治好病为目标建立医保体系，中医在抗病毒治疗方面的良好作用才会溶入这种医疗体系中，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受到排斥。当然，中医要融入当前的这个医疗体系还必须要从医学生的教育开始，全国的医学生都必须要学好中医课程获得对中医中药的处方权。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中西结合。

科研、社会科学体系，医保医疗体系，在《信用价值论》中都归属于社会资本生产是个范围。这两个体系都是通过社会资本生产向社会资本生产提供环境产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医保的这个部分是不能采用资本生产的手段的，也就是不能走市场化的道路的（医保外医疗部分可以走市场）。它同时也是社会总生产的一部分。它的好坏、它的效益都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社会总生产。因此，它的改革也是经济体制这个总体改革的一部分，涉及到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高速发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