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书到用时方恨“死”？就是说由于我们的教育方法不对头，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大多是死的，或离实际太远，或根本就没有用处。

这其实正是我们教育的弊端。因为导致这种“书到用时方恨死”的问题之一，便是我们的教育方法过于程式化、教条化。而每每要让学生记取什么时，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死记硬背。而我们的考试呢，往往就是对这记性的检验：不考你的理解程度如何，而是考你到底记住了多少。

死记硬背并非一概不需要。譬如背点唐诗，就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说法。这个熟读，就有“死记硬背”的成分（当然理解了更好）；而有些课本的定义、定律、公理、公式之类，大概除了死记硬背之外，别无良策。

但是，死记硬背也只限于死的知识，倘对活的知识也如此，便是无益有害的了。据载，美国的学者搞过一个调查，说中国人的确很聪明，但由于”填鸭式“的教育方法，学的东西太死，在应用时便不及美国学生来得快。

说我们的很多知识是死的，当然不仅仅指教学时的死记硬背，也指我们的不少考试试题的脱离实际。理科的我不大清楚，而文科的试题就很有一些这类让人颇费脑筋又记之无益的东西。譬如：考《诗经》，你考有几章几篇风格特色倒也罢了，偏偏考它的第XX篇是什么；还有考古典文学或现代文学名篇，考人的理解和鉴赏力也就罢了，偏考《XX》篇的第几段是什么。还有某某作家的生卒年月、祖籍别号、著述几何等一概只需查查辞典就明白的东西，偏偏让你花费精力去记去背。结果陈谷子烂芝麻的倒是记了不少，而活的东西却知之甚少。更有甚者，一些教师并不鼓励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造思维，张老师的观点，你答成李老师的或是自己的观点，则一分不给。

我们的老祖宗还有句话，叫“给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可见，我们的教育应着重教理解、教思考、教方法，而少教些什么死记硬背的东西。若是，那自然是功德无量的事，而“书到用时方恨死”的现象，则庶几可免。

此文原载1992年10月2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