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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问天下英雄好汉、俊男美女，有谁不想上肿痒电视台？而且是如假必换、黄金时段的《心稳恋波》？
　　恐怕谁都想上。不光天下英雄好汉、俊男美女都想上，我这位自我感觉良好、曾经多次被人当成好汉俊男的齐桓大帅也想上。什么七出八相的人都上过了，我凭什么不能上。

    上，一定要上。否则，等有幸活到八十八岁那天，回眸一瞧，连肿痒电视台都没上过，岂不要费力地从水晶棺里坐起身来，吹动山羊胡子大闹殡仪馆？

    不行，不能等到那时候。出名要趁早，这话得信。

　　机会来了。那天，我们单位来了一帮子人，一帮子走到哪里哪里怕的人。准确地说，是肿痒电视台的记者采访组。

　　采访组共有五人，一个女编导，一个男摄像，一个男灯光，还有一个女手话筒、一个男杆话筒。所谓手话筒，就是拿在手里先蹭蹭自己的嘴、再时不时伸出去蹭蹭采访对象的嘴的话筒；拿手话筒的人，也就是每次一出来先亮个大相同时说一句“各位观众，现在我们是在什么什么地方”的人。而所谓杆话筒，就是一根长杆子，头上绑个防风话筒，用来现场录音的，因此要求举杆话筒的必须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说句实话，肿痒电视台来我们单位采访，并不稀罕，他们常常会来，因为我们单位常常会一批又一批地涌现出那种甘于清贫、乐于奉献、兢兢业业、立党为公的好典型。

　　这次也一样。一夜之间，我们单位就又挖出了一个这样的先进典型。是典型就要宣传，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典型的榜样力量，才能影响和带动广大群众。

　　本来，我是没机会参与到采访组的采访活动中的。人家的套路已经很熟，无非就是下飞机，上小车，到单位，进房间，洗洗脸，解解手，出房间，进餐厅，喝喝酒，聊聊天。

　　接下来，就是见见先进典型，听听事迹汇报，定定采访计划，架架各色灯光，转转摄像镜头。再接下来，就是收收机器，握握手儿，吃吃饭儿，坐坐车儿，回北京儿。

    这个过程，说复杂不复杂，说简单不简单，但总而言之是没我的份儿。我只是负责接待，安排食宿，通知典型，写解说词，如此而已。运气好了，人家能考虑到解说词是我写的，播出时下面打个带有“齐桓大帅”字样的字幕就蛮不错了。
　　按惯例，等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就等着他们从北京打来电话，告诉我们节目在哪一天的哪个时段播出就行。而且这一次，人家是带着肿喧部关于“务必深入采访好这个先进典型，确保在《心稳恋波》栏目中尽快发出”这样的“尚方宝剑”来的，因此是谁都不用担心的了。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这次来的采访组里的那位女话筒，因酒土不服，特别是经不住单位成群领导的海灌，忽染贵恙，住院去了。　
　　这下子麻烦了。地球人都知道，采访一个先进典型，必须得有一个男手话筒或女手话筒，拿着话筒对着典型，问东问西，左引右导。没了男手话筒或女手话筒，这片子就没办法拍。随便找个人来顶替，那是不成的，不论平时多么牛气的人，绝大多数是拿起话筒、对上镜头，那手腕立即就开始高频颤动，按都按不住。

　　晚上，采访组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总得解决啊，时间不等人啊。虽然肿痒台内部那模样俊俏、素质一流的男话筒女话筒层出不穷，但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怎么办呢？

    研究来研究去，女编导忽然直直地盯着一直在忙于倒水递烟的我，不怀好意地笑了：“嗯，我看这个老齐同志就不错么，可以临时充当一下么。”
　　话音刚落，只见男摄像、男灯光一起转头看看我，然后就鼓起掌来：“就是就是，老齐同志很不错么，保养、锻炼得很好么！这形象上了电视，谁都不会看出来是四十岁的人了！正是咱们现在追求的那种看上去挺年轻、品起来有内涵的那种！早知道就少带个人来了！好好好，就这么定了！”

    说实话，我本人就是干新闻干了十多年的，因此对这些人是不可能一见钟情、敬之如爷的。但是这回，我却由衷地佩服起这几个人来了。不愧是肿痒台出来的啊，眼光那么好，把我看得那么准、那么透！

    恭敬不如从命，就这么办吧。出了招待所，吹着口哨回到家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这是因为，虽然离家很近，但我没有急着回家，我有急事要办啊。

　　半个小时过去了，我手机里的二百多块钱已经全部打干了，我钱包里那两张每张五十元的IC卡，也全部打干了。

　　据不完全回忆，那天晚上接到“齐桓大帅要上肿痒电视台《心稳恋波》”这个萎大通知的，有我山东老家的所有亲戚，还有我当年打工时认识的所有的工友；有我大学时的所有教授、同学，还有我在北京工作时那个机关的所有同志。

　　最后，还有我家夫人即我的最高领导。不过，最高领导毕竟是最高领导，她一下子就听出了我是站在家门口一边拿钥匙开门一边打的手机，所以开门后就把我批评了几句，说你只要在楼道里喊一嗓子我就能听见，干嘛还要打手机花那个钱。

　　俗话说得真好：“坏事不能出门，好事要传千里。”第二天刚刚上班，“齐桓大帅要上肿痒电视台《心稳联播》”这个激动人心的萎大消息，已经传遍了单位所有的办公楼、每一间办公室，包括每一个卫生间。
　　据说，就在我在招待所陪记者的短短一天里，办公楼上的同事们自发地非正式地召开了三十六个中小型会议，专题研究我齐桓大帅如何上电视的有关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老齐上电视时应当穿什么衣服”；“说‘各位观众’四个字时具体应当摆出什么样的面部表情”；“拿话筒的角度应是多高”、“肿痒台的台标应当哪面朝上”、“采访中间要不要上下动动或左右转转话筒”、“向典型提出问题的语调应当是高八度还是中八度还是低八度”等等。

    当天晚上，大家还专门派出一十八位代表，将整理打印好的上述问题的答案，送到了我的家里，要求我一定要连夜研读、勤加练习，确保一次成功。
    就连那些高高在上的部长们，也都中断了一个重要会议，临时加进了一个议题，讨论了一阵子“小齐参加拍摄时，究竟是向上弯两个嘴角还是一个嘴角效果更好”等等。

    而平时更加高高在上的部长老伴局长夫人们，也都在家属院的各个场地、角落，纷纷举办了各种层次的小型讨论会、恳谈会、论证会，讨论我齐桓大帅上电视时应当把脸转过多少角度，但这个问题最终没有形成结论，因为持“小齐眼睛较大所以正面看更帅”观点的人数，与持“小齐鼻子较为高大所以侧点角度更好”观点的人数，始终持平，最后只好把两个建议都通知了我家最高领导。
　　第三天上午，采访拍摄正式开始。当我站在自己单位的大门口，平生头一次拿着来自首都北京肿痒电视台的专用话筒，对着来自首都北京肿痒电视台的专用摄像机，说出“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是在什么什么单位”这样一句话时，我的心情竟然出奇地平静。
　　这份平静，主要还是得益于我当年上大学时经常参加文艺演出，经常上舞台演节目，所以这会儿一不心慌，二不脸红。摄像机背后就是我的同事们那热忱盼望我一次成功的目光啊，我怎么能心慌脸红呢。
　　心不慌，脸不红，不等于一点都不紧张。说不紧张那是假的，据说当年施瓦辛格第一次面对摄影机时，还哆嗦了几下才适应呢。
　　我比他要强得多，我是一直在哆嗦。但是，由于我是一名理科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所以我恰好好处地运用了当年学过的有关原理，把哆嗦的频率调整得非常之高，远远超出了人的肉眼所能分辨的界限，所以大家都没看出来。
　　我身上那件同事们找来的全单位最高档的西装，让女编导以“不像个记者”为由给扒下来了，所以我在说“各位观众”时，穿的是男摄像那件共有一百零八个口袋的沉甸甸的大号夹克衫。
　　总而言之，采访工作顺利地结束了，采访组带上病已经好得差不多的女手话筒，打道回京了。一周后的一天下午，好消息迅速传来，说节目已经通过领导审查，将于当晚在七点的《心稳恋波》中正式播出。
　　打电话的女编导特意指出，齐桓大帅同志的镜头保留了，至少有两次、每次都在半秒左右，请放心。
　　从吃过晚饭到七点之前，我再次打干了手机中的二百块钱和钱包里的两张每张五十元的IC卡。所有的有关人员，都接到“齐桓大帅将于今晚在《心稳恋波》中说‘各位观众’”的萎大通知了。
　　根据权威统计部门事后反馈的信息，那天晚上，以百倍的热情老老实实坐在电视机前，按时收看《信闻联播》节目的人，比平时多出了整整一万零九十八人……
　　七时三十二分，我家的电话响了，是我母亲从山东老家打来的：
　　“儿子啊，我刚刚看到你拿着话筒的左手上的那只手表了。没错，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虽然你的脸没出来，可我给你买的那只手表，我还是认识的……”

（大帅原作  2008/07/14  改）